潘家园书摊得遇《从文自传》，自开明书店1938年初次发行后，此书多次再版，又有中央书店的版本。此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的一印一刷，首印虽高达一万册，但沈先生名气大，书又写得好看，三十多年过去，品相完美的也少见了。网上标价多在八十至一百五十元，摊主开价一百元，收入囊中，回家发现扉页题签“赠司徒双侄 沈从文 八二年八月”。

司徒双是谁？网搜时代毫不费劲，她是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的老教师，拥有巴黎大学艺术史博士学位，虽然1995年已退休，近年来仍举办“欧洲美术传世经典赏析”讲座。沈从文不谙外语，不过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杨宪益任《中国文学》主编，受“企鹅丛书”启发出版“熊猫丛书”，有沈先生著作的法文版收录。司徒双是不是藉此结缘？那倒不是，她得以拜访沈先生，且被称为“侄”，源于她的父亲司徒乔。

沈从文在1980年写下《我所见到的司徒乔先生》（以下简称沈文），述说了自己和司徒乔一生的交往。沈文写作时全凭记忆，据冯伊湄1978年出版的《司徒乔：未完成的画》以及2011年增订版（以下简称冯著），沈文误记实在太多，试作此文订正。

初见司徒乔先生，沈文说是“我刚到北京的第二年”，又说是1923年，此处属误记，实为1924年，据冯著，司徒乔1924年才入学。这个时间点，沈从文总是弄错，如1980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演讲，题为《二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开口就是“我是1922年夏天到达北京的”，凌宇先生早已订正，此书也可供一旁证。天顺

当时他和燕京大学的几个学生结交，据“北大老师大穷，清华燕京可通融”的说法，燕大的学生大多家境不错，沈从文眼中的这些“洋大学生”，多半穿洋服，“有的还经常把一只手插在大衣襟缝中作成拜伦诗人神气”；有志于创作的学生，他还观察到一个细节，就是“只预备写诗，已印好了加有边款‘××诗稿’信笺”，这让他觉得非常可笑。

沈从文的朋友圈以穷学生居多。他提到的几个朋友，焦菊隐出身显赫（曾祖父焦佑瀛），然父辈时家境已趋困顿；董景天（董秋斯）也是农家子弟，虽担任燕大学生会主席，按当时惯例还兼任了校长室秘书，但能给予沈从文的优待，也仅限于让他留宿在校长室的地板上。沈先生晚年回忆，为了帮他买一双新鞋，董景天还当掉了自己的西装。

沈从文卖文为生，时间自由，自己又住得局促，于是常常去盔甲厂的燕大宿舍串门，湖南方言叫“打流”。第一次拜访董景天，两人天上地下谈了三个通宵，把新朋友几乎拖垮，也就是在这儿，他见到了司徒乔。两人共同点不少：司徒乔家境贫寒，其父司徒郁在岭南大学附小管杂务，凭着校工子弟的缘故才免除了学费，当年是以免费生名额就读燕大神学院的；他之前曾就读于岭南大学文学院，算是同好；更重要的是，他“穿件蓝卡机布旧风衣，衣襟上留着些油画色彩染上的斑斑点点”，这种与环境不大协调的素朴，给沈从文的印象极好。至于他的容貌，沈从文的思维敏感而跳跃，觉得和“塞拉西皇帝有些相通处”。天顺

两人相约去司徒乔住处看画，眼见他的人物速写，“所画的正是自己想写的旧社会中所谓极平常的下等人”，沈从文兴奋极了，他一直以为，绘画与文学同样需要这种素朴诚实，不装模作样，不超脱于普通人的生活，才能取得应有的进展，于是两人更加投缘。

沈文说“不久，一九二四年大革命爆发，燕京中熟人不少参加革命去了武汉、广州”，这个年份也属误记。被称作“最早欣赏我的好友之一”的董景天，1926年才毕业，年底南下参加北伐；司徒乔原为岭南大学“白十字架团”的成员，得以入读燕京，是受到岭南大学教会、广州基督教会和青年会层层推荐，自然不能轻易辍学，他同为1926年毕业，后滞留北平，直到次年2月才通过同班同学、共产党员张采真的介绍，前往武汉任鲍罗廷办公室艺术干事，沈先生所指年份应为1926年或1927年。天顺

写信相邀沈从文去武汉的故旧不少，他不为所动，继续“职业作家”生涯，至此与司徒乔失去见面机会。

1927年7月，武汉变色，司徒乔逃亡上海；次年沈从文也南下，两人重聚。虽然还是二十几岁的青年，但彼此已经历过太多的生死。沈从文的另一拨朋友，因表弟黄村生而结识的国立北京农大的学生，都是湖南同乡，当年还有过雪后天晴，和郁达夫在罗道庄吃“苗乡山城的鹌鹑和胡葱酸菜，新化的菌子油，汉寿石门的风鸡风鱼”的经历。这八位朋友毕业时正值北伐成功，其中六个人都成了县农会主席，过了一阵兴奋热闹的日子，“马日事变”倏然而来，都成了刀下亡魂。

燕大毕竟是教会学校，没有毕业后被团灭的惨痛：沈从文的朋友中，董景天当了史沫特莱的翻译；阅历较广的韦丛芜（韦素园之弟），成了翻译家；底子更深的刘廷蔚（其兄刘廷芳为燕大神学院院长），去了康乃尔大学攻读生物学博士。不过前后几年牺牲的也有张采真（1905-1930）、顾千里（？-1927）。

司徒乔仍然素朴，两年的社会历练，创作了不少作品。画家循例是要举办画展的，这个名为“乔小画室春季展览会”的展销，鲁迅写了序言《看司徒乔君的画》，1928年3月14日写就，发表于《语丝》第四卷第十四期（4月2日），后收入《三闲集》。天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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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当时也有了声望，能用手中的笔为老朋友助威。他为此写了几篇文章，比如《司徒乔君吃的亏》，还有一篇《看了司徒乔的画》，署名“甲辰”，发表在香港杂志《伴侣》第七期，后被卢玮銮（小思）、袁良骏发掘。题名与迅翁文章几近相同，估计是早于此文写就，否则以沈氏的傲气，不会用这个题目。

迅翁谈的是交往，而沈从文避开画的艺术性，谈的是自己熟悉的世情。比如当时的中国充斥着假艺术家，“这类人各据了相当地盘，互相呼应，互相叫好，热情装饰在嘴上，俨然作着大得了不得的文化运动”；而司徒君，“他忘了社会对他的压迫，却看到比自己更被不公平待遇的群众；他不用笔写自己的苦闷，他的同情的心却向着被经济变动时代蹂躏着的无产者”。

当年上海的“艺术家”，多流行长发、黑西服、大红领结，以效仿法国派头为时髦，还必须会活动善交际才吃得开，沈从文眼中，司徒君的素朴是与这种风尚格格不入的。派头不用耍，技法还是要学的，司徒乔年底去了法国留学，后又去了纽约，1931年回到广州母校授课。据沈文记载，两人再次晤面已是1933年。

1933年9月9日，沈张夫妇在北平中央公园水榭举行婚礼。请客约六十人，大都是北方几个大学和文艺界的朋友。恭逢盛会的名单未见记载，司徒乔如果客居北京，是很可能参加的，这离他北京的住所——什刹海冰窖胡同很近。地方也不陌生，1926年正是在这儿，他举办了首次个展，也是这次，《五个警察一个〇》和《馒头店门前》两幅，被鲁迅溢价选购。天顺

不幸的是，此处又有误记。1933年热河抗战爆发，此刻的司徒乔，正随粤东各界慰问团在张家口劳军。他自1932年罹患肺结核后一直体弱，此番舟车劳顿，更加支撑不住，病倒后入住北平西山疗养院。出院后定居什刹海，已是1934年。

上海、武汉、青岛，沈从文浪迹了一圈，又回到了北平，他住在府右街达子营，离司徒乔寓所很近。司徒乔已成婚两年，妻子是法国留学时结识的冯伊湄，毕业于复旦文学系。经过社会大动荡重又相见，彼此格外亲热。

不久，司徒乔提出为沈从文画像，两人已是知名人物，自然不能将就，约了在北海“仿膳”作画。用的是粉彩，二尺来高的半身肖像，花去了三个半天。沈从文的朋友们见了都说好，不仅画得极像，且十分传神。司徒乔自己也相当满意，且说了一席让沈从文动容的话：“此生为泰戈尔画过像，为周氏兄弟画过像，都感到满意，此像为第四回满意之作。”司徒乔一生所作肖像多矣，此番将沈氏与中外文豪同列，言下之意可知。天顺

1935年12月，司徒乔移居上海；抗战军兴，沈从文去了昆明。按司徒乔与左派文艺的渊源，他是极有可能加入前往延安的浩荡队伍的，实际上，他撤到武汉时曾遇到同乡冼星海，力劝他前往革命圣地，然而他一直的个性就是不群不党，长期以来，那些风起云涌的绘画团体都对他构不成诱惑，而且身体条件也极为有限。倚仗冯伊湄的海外关系，司徒乔远赴南洋，直到新加坡沦陷才归国。

前排左一司徒乔、后排左三冼星海、后排右二冯伊湄（1936年沙飞摄于上海）

据沈文，“抗战胜利后，我随北大迁回北京，听说司徒乔先生也回到了北京，在西郊卧佛寺附近买了所小小的画室，我和家中人去拜访他”，此处完全误记。冯著非常详尽，写明了司徒乔前后三次定居北京的时间。且司徒乔1946年1月才离开重庆南下广州，又途经桂湘鄂豫四省，当年6月受南京“善后救济总署”的邀请，为“联合国远东救济会议”布置画展。此后，因肺病加重前往美国治病，再度归来，已是1950年10月出席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两人的重逢，应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事。

司徒乔参加了革命博物馆的筹备，后受聘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沈从文身居历史博物馆，倾心于服饰研究，无论兴趣或工作，按说两人交集更多，但沈文未再言及。冯著于1964年完成，纵观全书，只字未提沈从文。据冯著194页，“当乔学习再学习，逐渐认识真理之后，他是多么懊悔他在艺术上所走的弯路啊”，这一时期的司徒乔，已不再或不需描绘沈从文称赞的“极平常的下等人”，他主要的工作，是设计和绘制重大题材画作，如《毛主席在农民讲习所》，或者是为“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绘制肖像。天顺

1952年，在首都召开了“亚洲和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司徒乔奉命作画。这是个极为浩大的工程，七十五个国家的一百二十五名和平战士形象都要纳入，而且他们的位置、动作及相互关系，既要讲究艺术特点，也要符合政治的要求，比如黑人与白人在亲密交谈，白发苍苍的美国老妈妈与朝鲜女演员紧紧拥抱，法国代表与越南女游击队员挽手并行，印度与巴基斯坦代表把花环挂到对方胸前。中央也极其重视这幅巨作，司徒乔需要参考图片，新华社立即放大送来；弄不清的政治概念和文艺理论，他可以径直去找周扬和郭沫若释疑。1956年，司徒乔倾注四年心血完成了宣纸稿与颜色设计稿，画面中的人物神采飞扬，一派热烈祥和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