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月报》与《妇女杂志》作为商务印书馆旗下的杂志，在五四之前刊物持论比较持中，与时代新潮尚有一定距离。在五四时代新潮的冲击下，商务当局日渐感到随顺时势新潮改革的切迫与必需，进而要求时任主编王蕴章尝试革新。在王蕴章的主持下，二者从1919年11月间以迄1920年底几乎同时进行了“半革新”。对《小说月报》而言，此革新体现在王蕴章邀沈雁冰主持“小说新潮”栏；对《妇女杂志》而言，则体现在王蕴章既约请沈雁冰为《妇女杂志》撰稿，亦在革新实践中充分采纳了沈氏的革新方针。其中，就茅盾参与《小说月报》“半革新”的史实与功绩，学界已有诸多研究；然而，与此相较，茅盾同时参与《妇女杂志》革新的史实与功绩却尚未得到足够的关注与肯定。这主要体现在，从《妇女杂志》研究观之，一是，研究者普遍将1915至1920年笼统视为“王蕴章时代”，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茅盾从1919年11月至1920年10月助力王蕴章革新《妇女杂志》的史实与贡献。二是，不少研究者多强调章锡琛主编时期的《妇女杂志》，视之为“大刀阔斧地实行改革”，同样漠视了在此之前茅盾革新就业已奠定的开创价值与范式意义。再观之茅盾研究，学界虽普遍重视茅盾此时为《妇女杂志》所撰的系列文章，但因忽视了茅盾参与革新《妇女杂志》的史实，故对茅盾此时的妇女解放观缺少整体观照之格局。探查造成学界“忽视”之因，根源在于大家未注意探究《本杂志今后之方针》之作者是谁，进而忽略了茅盾对《妇女杂志》的革新与功绩。其中，虽有学者已注意到此文的作者，却又未注意查考、造成张冠李戴之误判。如顾秀莲主编的《20世纪中国妇女运动史》中，有学者根据此文指出《妇女杂志》“在五四时期进行改组，在内容和形式上均有所革新”，却错将《本杂志今后之方针》默认为是下任主编章锡琛的“改组宣言”。事实上，章锡琛在1920年底才临时被钱智修举荐接任《妇女杂志》主编。在此之前，章氏专任《东方杂志》编辑之一，尚未在《妇女杂志》发表文章。有感于此，先有必要从史实方面查考茅盾参与《妇女杂志》第6卷革新概况。故本文将先从谁是《本杂志今后之方针》的作者谈起，使茅盾革新《妇女杂志》的史实据此得以彰显，亦便于茅盾基础史料的辑佚与整理（既有全集与年谱尚未收录此篇）；然后再置之于《妇女杂志》的历史脉络中论析茅盾革新《妇女杂志》之特点与功绩。天顺

一、谁是《本杂志今后之方针》的作者？

1919年12月5日第5卷第12号所载“社说”《本杂志今后之方针》，对《妇女杂志》而言，不仅明确制定了变更体例、刷新内容的革新方针，还具体落实于1920年第6卷第1至12号之中。足见，在同步革新之际，恰如“记者”所撰《小说新潮栏宣言》之于《小说月报》“半革新”的价值意义一般，此时同样以“记者”之名撰写的《本杂志今后之方针》也是《妇女杂志》革新史上不可忽视的篇章。其中，茅盾在《革新<小说月报>前后》中直接谈到署“记者”的《小说新潮栏宣言》是他的文章，但未谈及《妇女杂志》这篇署“记者”的文章。笔者推想，茅盾在回忆录中未细谈他曾参与《妇女杂志》改革的往事，主要原因可能有二：其一，茅盾晚年撰写此文的重点在忆叙当年革新《小说月报》之过往，因而在谈到为《妇女杂志》撰稿时只是一笔带过。也许茅盾更看重当年改革《小说月报》的经历，毕竟茅盾不只参与了该刊的“半革新”，还接任了其主编——不但亲自主持自第12卷全面革新，还携文学研究会同人使之成为五四新文学的名刊重阵。其二，也有当事人因年事久远而记忆难免疏漏的因素。茅盾写回忆录时十分认真，尽可能搜求到与之相关的一手史料，但毕竟难以面面俱到，更何况其中还有世事难料之因缘际会。譬如，谢菊曾的《十里洋场的侧影——虹居随笔》一书就谈到王蕴章当年找人约茅盾为《妇女杂志》写稿的往事，但此书1983年面世，而茅盾却在1981年3月27日已离开人世，故茅盾生前未能读到这本与他有关的回忆录。若茅盾生前读到此书，进而触发他将当时参加《妇女杂志》革新的来龙去脉忆述一番也不是没有可能。由此观之，凡此种种直接或间接之因素导致撰写《本杂志今后之方针》之“记者”至今身份不明，因而有必要先考证“记者”到底是谁。天顺

此文发表于茅盾帮助王蕴章革新《妇女杂志》初期。因此，了解王蕴章为革新之事找茅盾撰稿协助的史实，对于探究“记者”身份大有助益。据茅盾回忆，主编王蕴章在1919年11月前后为革新事宜找到茅盾。而茅盾为《妇女杂志》撰稿，其实最初是王蕴章托人洽商的约稿。据商务印书馆学徒工人谢菊曾回忆，“在五四运动之后，在‘打倒吃人的旧礼教’和‘打倒封建压迫’等口号下，一向提倡贤母良妻和三从四德的《妇女杂志》有些吃不开了，为顺应潮流起见，非立时革新不可，于是王万农与程相商，托他转请沈雁冰为该志写一篇文章，作为革新的第一炮。本来王与沈一直在同一地方办事，而且两人座位又很密迩，尽可当面恳托，只因两人平时素不交谈，难以启口，知程与沈接近，因此不得不转弯抹角请业已离所的程裕清去和沈说，沈即允诺，随写了《解放的妇女与妇女的解放》一文，署名佩韦，发表于该志某期卷首，反映出《妇女杂志》的新生！”自此以迄1920年10月，《妇女杂志》每期都有茅盾的著译文章。当王蕴章大约在1920年11月间提出辞职时，商务高层为这两个刊物换主编之事先约谈了茅盾。在茅盾只答应接任《小说月报》主编的情形下，“商务当局改请章锡琛”接任《妇女杂志》主编。此后，茅盾与章锡琛也于1920年底着手准备各责编刊物来年的全面革新工作。天顺

了解茅盾为《妇女杂志》撰稿的来龙去脉后，再来查考此文的作者，就明朗许多。据茅盾回忆，兼任两刊主编的王蕴章，“他手下也只有一个只做登记稿件等杂务的人（当时名为校对）。”其说法在章锡琛自传中也得到印证，“……我却被改为《妇女杂志》的主编人（指1920年底——引者注）。从这时起，我才开始研究妇女问题，写一点妇女的文章。以前《妇女杂志》和《小说月报》由一个人担任编辑，下面只有一个事务员，所以杂志的出现之后，仍然只是一个人，连事务员也没有。”可见，此时算上同事兼特约撰稿者茅盾，“《妇女杂志》社”一共就三个人。其中，再排除只做杂务的校对人员，可进而推测撰写此文的“记者”可能是王蕴章，也可能是茅盾，还可能是二者合撰。那么到底是哪一种情形呢？天顺

首先可确定这篇署名“记者”的文章不是王蕴章所作。理由有二：一是此文在文字上使用了当时已成新潮的白话文与新式标点，而翻阅王蕴章为《妇女杂志》撰写的文章就会发现，与“方针”同期署西神（王蕴章字）的文章《难病之治疗法》（续）却是典型的文言体与传统标点。并且，在《妇女杂志》第6卷按“方针”革新体例、刷新内容以来，“西神”发表于《妇女杂志》第6卷第3、6、9、11号的文章中虽偶有白话文加新式标点的科普文，如《儿童的兵式练习 附图》，但其余文章依然是鲜明的“文言”风格。二是此文发表在“社说”栏——属于关涉刊物宗旨与舆论导向的主导性栏目，但据已有研究，王蕴章虽主编《妇女杂志》长达六年，“从其发表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作为主编的王蕴章并没有直接引导此刊物的宗旨，或至少没有做代言人的角色。”换言之，撰文向以“家政”“学艺”为主的王蕴章“并未在‘论述’以及‘社说’等引导刊物性质的栏目上发言”。因此，从文字风格、所在栏目、内容旨趣便可推断此文并非王蕴章所作。如此一来，这也排除了二者合撰的可能性，那么“记者”身份的最大可能性就直指茅盾了。进而言之，又有哪些证据可确证此文是茅盾所作呢？天顺

第一，从发表时间观之，此文与茅盾胞弟沈泽民的文章同期预告、同时见刊。主编王蕴章不但在1919年11月5日第5卷第11号目录之“五卷第十二号要目预告”中就已将《本月刊今后之方针》（发表时更名为《本杂志今后之方针》）与沈泽民的《世界女子参政运动考》依次排列在要目预告第一、二条首要位置，还在5卷第12号目录中以标粗的大字号将二者分别载于“社说”栏与“纪述”栏。而沈泽民此时尚在南京水利局河海工程专门学校读书，他在商务印书馆旗下刊物发表的文章多经兄长茅盾引介、代为投递发表。加之，《妇女杂志》此时仍以文言为主，此文与茅盾所撰《解放的妇女与妇女的解放》一样均采用了鲜明的白话文与新式标点，文章思想内容也流露出超越良母贤妻女子教育观的妇女解放意识。照此来看，此文很可能就是茅盾的文章。天顺

第二，就笔名而言，既然《小说新潮栏宣言》的“记者”是茅盾，那么上月5日发表《本杂志今后之方针》的“记者”是否存在也是茅盾的可能呢？从茅盾撰文参与革新的时间来看，茅盾介入《妇女杂志》革新事实上比其为《小说月报》主持“小说新潮”栏要早一个月，故《妇女杂志》革新“方针”在时间上比《小说月报》革新“宣言”早一个月见刊符合刊物此时革新的工作进度。从工作内容而言，支援王蕴章的革新工作已是茅盾份内的工作要务。王蕴章请他为《妇女杂志》撰写改革方针其实与让他为《小说月报》拟定宣言一样合乎情理。更何况，作为特约撰稿人的茅盾也是为《妇女杂志》社带来新思路、新观念的唯一“同人”。因此，在同一时期、同步调革新工作中、又使用同一笔名，这些综合条件可进一步证实茅盾是此“记者”的不二人选。天顺

第三，从文章撰写风格而言，茅盾在《小说新潮栏预告》中以“本社同人”“我们”的名义发布了《小说月报》革新宗旨。相较此后更详尽揭示如何将革新付诸实践的《小说新潮栏宣言》，此文可视为《小说月报》此时简明挈领的革新总纲。将之与茅盾在同月5日发表的“方针”对比，会发现这两篇力主革新的纲要表达策略如出一辙。文中均使用“我们”/“同人”这一类集体人称来表达刊物改革之方针与体例整改之要求，并从文章论述的逻辑次序中明显可见其背后作为“代言人”的“我”的鲜明主张。简言之，它们均是作者此时从刊物所属同人“我们”的角度拟定的刊物改革方针。

最后，从文章要旨观之，“方针”秉承“人类进化”与“社会全体”的基本立场、兼顾“理想”（具指“大同理想”）与“环境”（具指“社会情形”）的双重维度，均与茅盾论议妇女解放问题的高频词汇与核心观点高度契合。这从茅盾已发表的著译文章中可以窥见。茅盾在《他的仆》“译者识”中论及妇女解放问题时就已明确提出“进取的精神果然很要紧，迟疑审慎，十二分研究的心理倒也不可不存”，尤其强调“我们不要拿西洋的社会情形讲，我们就我们的情形讲”。在《学灯》编辑郭虞裳主持“现在的青年对于他们的父母从前代他们聘定的未婚妻，应当表示怎么样的态度？”的社会讨论中，茅盾也秉持“分别办理”、“以建设的手段改革”。足见，“方针”提倡“十二分审慎周详”“抱定这稳健宗旨”“提倡改革”的主张与茅盾此前的妇女解放观一脉相承。此外，还可作旁证的是，凡“方针”明确提出革新体例与刷新内容之处，茅盾此时为《妇女杂志》所撰著译文章均刊登在革新后的新栏目中，都属于此革新范畴的新思想与新内容。天顺

综上足以推断这篇署“记者”的纲领性“社说”正是出自茅盾之手。如此可见，除已为学界所熟知的茅盾为《妇女杂志》撰写了大量稿件，他还在刊物革新的宗旨与方针上以“代言人”身份从整体着眼、贡献了他在妇女问题方面恰切把握时势的卓识与远见。

二、茅盾革新《妇女杂志》之表征天顺

若此文确乎是茅盾所撰，更细致地梳理茅盾促进《妇女杂志》第六卷“刷新内容、改良体例”之特征，则有助于更立体地把握茅盾革新的独特价值。

在1920年之前，王蕴章主编的《妇女杂志》素以“学艺”“家政”等日常家庭空间所需女学知识与实用技能为主。简言之，茅盾革新前的《妇女杂志》力主妇女做良妻贤母式的家庭妇女、专门承担家庭义务。经茅盾革新后，从1920年第6卷《妇女杂志》所设栏目体例观之，茅盾既从原有栏目取其精华、将之整改为“社论”“常识”“杂载”“家庭俱乐部”四大门类，同时又大篇幅增设“评论”“通论”“译论”“读者论坛”“学术”“名著”六类新栏目。此革新给刊物带来了新格局与新风貌：既注重传播现代家庭妇女所需的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但又不限于此；秉承极力支持妇女解放基本立场的茅盾还力主还原妇女作为“人”而不只是作为“良母”“贤妻”的权利与义务，并从思想启蒙与社会改造的双重角度明确指出“妇女杂志此后的眼光，一面提倡女子解放，一面却要十二分审慎周详的去批评女子解放运动中的言论和行动”，切实探讨妇女从传统家庭私人空间走向现代社会公共领域的空间及其可能性。大体而言，结合“方针”来看，茅盾的革新要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天顺

其一，鲜明的文字改革。茅盾的革新首先从文字上大胆打破了此前以文言为主、采用传统标点的语言惯例，新设栏目所载文章渐以白话文为主、鼓励使用新式标点。该《妇女杂志社征文广告》（极可能为茅盾所撰）就明确要求“文字以用白话者为宜”“圈点亦请用新文体之点句法”。在当时，经五四运动之振荡，包括民国四大副刊在内的诸多报刊“从那时候逐渐改良”，“日报的附张大都取消了旧式滥调的诗文或优伶娼妓的消息，改登新文艺和国语的译著”，茅盾此时不拘囿于商务持中传统、大胆响应了五四白话文运动新潮。而渐以白话文为主的《妇女杂志》也更利于向大众传播和普及现代常识以及有关妇女解放问题的思想主张与社会讨论。

其二，过去作为《妇女杂志》培育居家型良母贤妻核心内容的“学艺”与“家政”被茅盾全部归入“常识”栏，并从此前作为刊物核心栏目调整为十大栏目之一。这种调整虽缩减了此前该刊主体内容的版面，但并不意味着茅盾不注重对现代日常生活十分必需和实用之常识。这从茅盾对常识的界定中可见一斑，茅盾特别指出这些“常识”对现代妇女成长与现代家庭建设的重要价值意义——“家政园艺美术育儿卫生等等，以及浅近的科学知识，实在是人人所必需的常识，在我国女界一般程度未高，此等常识尤为急需，故特设常识一门以归之。”足见，茅盾专设“常识”一门，其用心在于不把常识作为妇女学习的唯一知识，而是妇女应学知识门类之一种，同时将之视为“人人所必需的”。茅盾这种以“人”为根本而不是仅以培养“良母贤妻”为鹄的的知识观，也蕴含了他的现实关切即有意打破中国社会尚不对等的男女教育体系。这也是茅盾特意增设“学术”一门之初衷——妇女也应有权利去学习与男子同等的人类知识与文化。茅盾直言，“我们中国男女异视到极点，不但社交方面道德方面如此，便学问也如此。所以有最不通的女四书女孝经等书！本刊现在力矫此弊，学术一门，不限于向来所谓女性的；一概登载。不过于广泛之中，仍有一定的标准。”天顺

其三，茅盾革新后的《妇女杂志》大加扩展论说类栏目，不仅将“社说”栏更名为论议特征更直观的“社论”栏，还特增设与之同类性质的“通论”、“评论”“译论”栏目。用茅盾的话来说便是“本刊为发表主张提倡改革，故有社论。为评论社会趋势女界情形，故有评论。为欲勉竭浅知，与海内留心女子问题者商榷，故有通论。为介绍外人言论，故有译论。这是论说方面的大概区分。”此外，茅盾还设有“读者论坛”与“名著”栏，既重视读者诸君对妇女问题的社会观感与意见，亦有意识译介、择取国外妇女解放学说与社会生活经验。足见，茅盾的革新构想既有意识地在宏观层面把握刊物以“稳健”为宗的持论导向及以“改革”为要的社会定位，又注意探究“社会趋势”“女界情形”“外人言论”等方面攸关妇女解放的具体问题、社会现象、域外经验，意在从理论与实践、理想与现实多层次、多维度为中国妇女解放之路细心查考、专门研究。天顺

进而言之，茅盾如此立意高远又着眼实际的革新方针不仅为杂志风貌的整体

改观提供了明确的改革方向，还进一步集中表现在各栏目所刊著译文章之中。以革新后的四大论说栏为例，第6卷刊载了大量论说类文章——总计53篇，包括“社论”16篇、“评论”3篇、“通论”23篇、“译论”11篇。这在此前的《妇女杂志》中是不可能出现的现象。过去的《妇女杂志》偏重实用常识之绍介与科普，也鲜有主动介入社会新潮与发起社会问题之讨论。经茅盾革新后的《妇女杂志》则在思想内容方面开始大幅度关注并探究“社会生活”中既存或后续迟早会面临的妇女解放相关问题。从所刊文章话题观之，有从性别角度分而论之——既探讨《男子方面的妇女解放》，亦强调《女子的觉悟》、《新妇女的人生观》、《妇女建设社会的责任》；也有着眼于两性之间“男女社交公开”“贞操问题”“结婚自由”“离婚问题”的讨论；还十分关切社会空间里“妇女经济独立问题”、“女子职业问题”、“女子参政运动”、“中性问题”，以及家庭与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家庭服务”、“避妊问题”、“儿童公育”、“释婢问题”、“废娼问题”、“废童养媳问题”、“解放贫妇问题”、“家族制度存废问题”等。可以说，但凡攸关妇女解放内部和外部的诸种情形与问题在这一时期不仅均得到充分关注、绍介、甚至不同程度的讨论，而这其实又正是将茅盾所撰“方针”付诸革新实践的鲜明体现。恰如茅盾所言，“我们应当一面挂起‘女子解放’的大目的，去提倡；一面要暴露现在社会的弱点，解放的不可能处，实行问题的质难”。天顺

其中，从茅盾自身而言，他在为《妇女杂志》拟定革新之经纬的同时也为此革新贡献了大量使刊物焕然一新的著译文章。茅盾在王蕴章主编时期为《妇女杂志》撰写著译文章27篇（不包括6卷1号冰文译《归矣》，存疑），即“社说”2篇、“社论”6篇、“评论”2篇、“译论”3篇、“名著”7篇、“常识”3篇、“杂载”4篇。期间，在1920年7月14日与张闻天同赴日留学之前，沈泽民经兄长茅盾推介也在《妇女杂志》革新栏目发表文章共计10篇（含连载次数），即“纪述”1篇、“杂载”5篇、“文艺”1篇、“学术”1篇、“名著”2篇。细察茅盾此时论议妇女问题的著译文章便可发现，“解放的妇女”、“男女社交公开”、“育儿问题”、“妇女问题研究者应具之素质”、“家庭服务”、“妇女运动”、“两性道德”均是他十分关注与探究的话题。并且，茅盾对这些问题在进行学理之探究的同时亦十分自觉地将之置于中国社会妇女所处现实语境之中，更切实地为中国妇女解放所需的教育、职业、道德等社会物质或精神建制提供思想资源，以及可能的个人与社会的解决方案或路径。天顺

如此观之，此前的《妇女杂志》虽标举“应时世之需要，佐女学之进行”，但基本格局并未超出晚清以迄民初以良母贤妻主义为主流的女子基础教育规约；而茅盾革新以来，刊物主体内容从以妇女日常“家庭生活”为中心扩展至关切妇女走出家庭私人空间进入社会公共空间的“社会生活”面向，最终促成该刊适时转型为切实把握五四时代妇女解放新潮、兼顾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双重维度的妇女问题研究类专刊。

三、茅盾革新《妇女杂志》之功绩

值得追问的是，茅盾的革新意义何在？首先，此革新实践彰显了《妇女杂志》此时积极介入妇女解放新潮讨论的切实态度。在妇女解放作为五四社会热潮之一种在社会勃兴之际，此革新鲜明地体现了茅盾此时自觉立足于中国社会现实情状且主动迎受一战后世界妇女解放运动思潮。其革新举措，恰如此时商务印书馆广告为此改革所撰的推介语所言，“现在大加刷新，变换体例，叙述多用白话，插画采取新图，其他选译要闻，灌输新识”。尤值得称赏的是，茅盾革新后的《妇女杂志》对妇女解放问题之探讨“解放”与“建设”并重、关切妇女问题的多个面向、以及妇女群体的多个层次，将作为时代社会新潮的妇女解放问题具体贯彻于切实的研讨之中。天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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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相较当时普遍将女子拘囿于家庭生活空间、不无偏狭的中国式良母贤妻教育观念，以及国中女子教育质量堪忧、传统礼法习见之于女子又桎梏重重的社会现状，此革新亦有反思教条式良母贤妻主义、突破乃至促进社会现状改善的现实诉求与改革意义。无论是在“社论”栏旗帜鲜明地畅言妇女应与男子同等享有社会权利与义务，还是在“插图”栏增加直接反映国外社会生活图景与国外妇女多样生活状貌的图影，以及在“杂载”栏大量绍介世界各地妇女消息与概况等，它们从不同维度为中国妇女的社会解放提供了多元的经验、教益与启示。

最后，茅盾担纲的《妇女杂志》革新实践得到了社会受众的认可。至少从章锡琛在1920年末接任主编时所撰第7卷改革预告中可以窥见。章锡琛在谈及自第7卷将全面革新之前，先简要评议了《妇女杂志》此前的成绩，即“本志出版已届七年。销行之数，日益增多。第六卷改良以后，尤蒙当世贤淑，交相称许，同人愧感之余，益自奋励。”在指出销量日益加增的同时，章锡琛尤其肯定了第6卷改良以来“交相称许”的社会反响，足见章氏此时也肯定了茅盾此革新之价值。以上亦说明五四时期《妇女杂志》革新的总基调在茅盾革新时期就已奠定。接任主编章锡琛正是在此基础上更深入细致地扩展与深化。这直观地体现章氏主编时不仅全面使用白话文与新式标点，同时也整体依循着茅盾的革新思路主编《妇女杂志》，使之在时潮中继续鸣奏出妇女解放思潮的时代之音。天顺

具体而言，从承继观之，其一，章氏主编《妇女杂志》栏目中的“世界珍闻”“趣味之科学”“常识谈话”“家事研究”“新游艺”“笑苑”“读者俱乐部”等其实多是1920年《妇女杂志》“读者论坛”“常识”“杂载”“家庭俱乐部”栏目的变体与扩展。如章氏所言，“本志从前的‘家庭俱乐部’，很受读者欢迎；从本年起，特加扩充，改为‘世界珍闻’等一下各栏，将材料增加至数倍之多。趣味既很丰富，文字尤极条畅，没一篇不耐人玩味。对于从前的‘家庭俱乐部’，总可算长足之进步。”又如登载读者关于妇女问题观感的“读者俱乐部”栏目，这也是对茅盾革新所设“读者论坛”思路的承继与发展。其二，在第6卷占重要版面的“社论”“评论”“通论”“译论”“学术”“名著”虽在章氏主编时未再标示栏目类别，但依然大量刊载此类性质的著译文章。章锡琛直陈“我国的妇女问题，方在黎明时期，实际方面的讨论，固然必不可少；而先进各国学说的介绍，和世界妇女状况的记述，实在也很重要。……此后关于这类的材料，更拟广为搜集。”足见，章氏“实际讨论”与“学说译介”并重的择文理念与茅盾的革新纲要并无二致。其三，继续积极推介新文学。在第6卷“杂载”栏的“文艺”部分，茅盾与沈泽民就已发表多篇汉译文学类的白话小说。章锡琛任主编后，“小说一栏，自本年起，拟大加扩充”，登载了大量汉译童话和汉译小说。从完善而言，章氏更充分细致地考虑读者需求与市场效益。主要表现在，章锡琛对刊物整体编排风貌与细节的优化，“爰自第七卷第一号起，更将门类酌量增删，多收趣味浓郁简明切要之文字，务使读之者欢觉新颖可喜。既足增进智识而无普通书报沈[沉]闷枯燥之弊，又为减轻读者负担起见，特将定价大加减削，并多用五号字排印，每期字数，较前仍有增无减。”还通过“编辑余录”专栏及时向读者告示编者感想以及编辑理念，在空白版面穿插短小精悍、意趣盎然的“补白”充分利用版面的同时又增强可读性与趣味性，发布“征文悬赏”、“名篇预告”、“专号讨论”等吸引读者关注、甚至主动发起社会热点问题讨论。天顺

综上可知，从茅盾所撰“方针”到章锡琛接任主编，正是《妇女杂志》随顺时势新潮、从“刷新内容，改良体例”的“主体内容”革新到“全方位”革新的历史过程。在此进程中，相较此前着眼于“家庭空间”有余而观照社会时事与时代风潮明显不足的《妇女杂志》，茅盾参与的革新实践不仅彰显了向来多被简单化视为“保守派”的主编王蕴章此时支持革新之事实；同时也显见茅盾自觉从刊物“代言人”身份与责任角度全面思考妇女解放的社会问题意识及其此时提倡社会改革的“稳健”立场：在积极译介欧美妇女解放学说、思潮的同时亦注重追本溯源的学理研究与因地制宜的现实关切，既为中国妇女解放树立了一面理想的旗帜，又务实地立足于中国社会现实语境探讨国内具体妇女问题的解放与建设之道。而这也正是茅盾革新《妇女杂志》继往开来重要贡献的鲜明体现。所以说，茅盾之于《妇女杂志》，不是一般意义上随顺或迎合刊物既有体例的普通供稿者，而是对刊物体例与内容在整体上具有明确革新主张、并亲自为之撰文示范、切实推进《妇女杂志》革新的改革者兼实践者。鉴于此，本文意在如实查考茅盾革新《妇女杂志》之史实，如理评价茅盾锐意革新之创举，如史彰显茅盾据此应获之肯定。天顺

附录天顺

《本杂志今后之方针》

署名：记者

我们常听得人说的：人类的思想，每每被环境束缚，能够超出环境束缚的便是大思想家，人类的进化，全赖有这班大思想家用心力悬出一个高远的目的，指出光明的路径，叫其余的人走去。

可是我们又常听得人说：宇宙间的事物，是很复杂的，人类的知[智]慧，到底是有限的，人类的眼光，到底是只见近不见远，人类又是求生的动物，多欲望的动物，所以理想只管高，倘然出了人类生活的范围太远，效力就有限了，我们只好依著环境的程度，慢慢改去，“天下一治一乱”，不能一下子就大同，那是没法的。

这两种话都有理由。我以为人类的进化，就在一面有理想家提倡，一面能依环境的程度慢慢改善，如此方能使进步有秩序。

我们以为女子问题也应当用这态度去研究，我们应当一面挂起“女子解放”的大目的，去提倡；一面要暴露现在社会的弱点，解放的不可能处，实行问题的质难，这才是。否则，只用动人感情的话，天天刺激女子的心，鼓吹，却不量量女子的实力如何，真真的程度如何，就使勉强做到了和理想形似的模子，正如“紧巢苇梗”，总有一天欲闹乱子，一败到地。这不是解放女子，简直是害了女子！同时也害了社会全体！天顺

我们是抱定这稳健宗旨的，所以妇女杂志此后的眼光，一面提倡女子解放，一面却要十二分审慎周详的去批评女子解放运动中的言论和行动。须知这不是自相矛盾，我们对于社会改造问题，是应该如此的。

我们的主张是如此，所以妇女杂志的体例，在明年起要有些变更，现在写在下面：——

本刊为发表主张提倡改革，故有社论。为评论社会趋势女界情形，故有评论。为欲勉竭浅知，与海内留心女子问题者商榷，故有通论。为介绍外人言论，故有译论。这是论说方面的大概区分。

我们中国男女异视到极点，不但社交方面道德方面如此，便学问也如此。所以有最不通的女四书女孝经等书！本刊现在力矫此弊，学术一门，不限于向来所谓女性的；一概登载。不过于广泛之中，仍有一定的标准。

西洋提倡女子解放已经几十年了，彼邦学者关于女子问题的著作，或专书，或散见于所著书中，实不少；本刊对于此等著作，极力介绍，特设名著一门一容之。天顺

家政园艺美术育儿卫生等等，以及浅近的科学知识，实在是人人所必需的常识，在我国女界一般程度未高，此等常识尤为急需，故特设常识一门以归之。

杂载。分文艺，世界妇女消息，科学游戏，数种。文艺择登小说剧本，或译或著。世界妇女消息，则辑译欧美的女子解放运动消息，女界状况，女工状况。科学游戏则于游戏之中寓科学之理，以备余兴。

读者论坛专备读者发表意见之用，无论是与本刊旨趣相合或宗旨相反，只要言论有价值，都愿代为发表。

以上说的，可见本刊的大概情形了。我现在再申说几句以作结束；就是我们主张按照我们现在的社会情形根本的去求女子解放的实现，所以我们不主张急进的方法；但我们至少有个高于现社会情形的理想，和前进的精神。

但是同人等到底见闻有限，学识浅薄，时常很盼切的愿和海内通人讨论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