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路过太原,在一家小书店买到一本钱钟书的《谈艺录》,是开明书店的版本,小老板开价50元,我二话不说就买下了。书用白报纸包皮,封皮用黑色钢笔标明“谈艺录”“钱钟书”和“开明书店印行”等字样,书脊也写上了书名和作者。由此可见,书的拥有者对这本书非常珍视。此书正版为1948 年6 月初版,细看之下,才发现这是一本台湾的盗版书,版权页上注明印刷者为“通明印务”,地址为“台湾四川路壹段拾肆号”。更令人纳闷的是,最后一张内页贴着一张书店的价签,上面有篆体的“东风书店”,还有英文的“EASTWIND BOOKS& ARTS”,细看才发现书店居然在旧金山斯托克顿街1435 号,书的价格为4.60 美元。此书最有价值的是扉页有一则手书的题跋。读完这则题跋,我们才能明白这本书的传奇经历,了解它为什么会从台湾到旧金山,再从旧金山到山西太原。

题跋的全文为:“镂青砚兄:忆自1929 年秋清华三院订交,于今年秋恰为半世纪。昔者弱冠轻裘肥马,今则鬓发苍然,垂垂老矣。西山之夜与中书兄三人共话,拊掌而谈,抵足而眠,恍惚犹如昨日耳。1947 年秋弟自川经申返鲁,得与中书兄在沪一聚;1949 年弟离申赴台前又得一叙;今春中书兄因公来美,在金山又得畅叙半日。彼苍昊可为厚哉矣。惟与吾兄则故都一别,竟如是其久。中美建交,四人帮失势,鱼雁相通,心焉喜之,然笔谈总不及面谈也。吾兄北方之强定有同感乎。万里迢迢,相见何日,但愿兄我双方多自珍摄。畅叙话旧当在无远也。奉寄此书,聊证友情之老而益坚耳。 学愚弟许振德持赠。1979 年七月十五日于三藩市。”镂青为常风的字,常风1952 年以后一直担任山西大学外文系教授;“中书”即为钱钟书;许振德1911 年生于山东恩县,人高马大,曾是清华的篮球队长。季羡林在《梦萦水木清华》中提到这位同乡,当年清华的新生入学,第一关是“拖尸”,“旧生好事者列队在那里对新生进行‘拖尸’。办法是,几个彪形大汉把新生的两手、两脚抓住,举了起来,在空中摇晃几次,然后抛到垫子上,这就算是完成了手续,颇有点像《水浒传》上提到的杀威棍。墙上贴着大字标语:‘反抗者入水!’游泳池的门确实在敞开着。我因为有同乡大学篮球队长许振德保驾,没有被‘拖尸’。至今回想起来,颇以为憾:这个终生难遇的机会轻轻放过,以后想补课也不行了”。天顺平台注册

关于许振德和钱钟书的同窗情谊,杨绛在《写〈围城〉的钱钟书》中有言:“现在美国的许振德君和钟书是同系同班。他最初因钟书夺去了班上的第一名,曾想揍他一顿出气,因为他和钟书同学之前,经常是班上第一的。一次偶有个不能解决的问题,钟书向他讲解了,他很感激,两人成了好朋友,上课常同时坐在最后一排。许君上课时注意一个女同学,钟书就在笔记本上画了一系列的《许眼变化图》,在同班同学里颇为流传,钟书曾得意地画给我看。一年前许君由美国回来,听钟书说起《许眼变化图》还忍不住大笑。”许振德对钱钟书甚为钦佩,他在《水木清华四十年》一文中回忆:“钟书兄,苏之无锡人,大一上课无久,即驰誉全校,中英文俱佳,且博览群书,学号为八四四号,余在校四年期间,图书馆借书之多,恐无能与钟兄相比者,课外用功之勤,恐亦乏其匹。”他还怀想和钱钟书一块去拜访叶公超的情景:“于时,先生未婚,只身住北院,某岁圣诞节曾偕好友钱钟书往谒。钱兄高才博学,中英文兼优,余自知浅薄,深恐言之不当,但静坐聆听而已。”天顺平台注册

常风在2000 年第9 期的《山西文学》上,首次发表散文《和钱钟书同学的日子》。他回忆1932 年的一天,许振德找了一位熟人,给三位同学在常风的宿舍(133 号)窗户外照了一张相,这是三人的唯一一张合影。文中还追忆了和钱钟书、许振德三人“香山快游”的情景。1933 年春假的一个下午,许振德约齐三人一块去逛颐和园,步行到颐和园后看见了几头毛驴,许振德又提议骑毛驴去游览碧云寺,钱钟书和常风都没骑过毛驴,只好战战兢兢地骑着,由驴夫牵着到了碧云寺。在碧云寺拜谒了孙中山的衣冠冢后,又结伴去香山,到了卧佛寺后,见暮色已浓,又原路返回,花了两块钱在香山大饭店住了一宿。因为三个人带的钱不够,付完住宿费后,只好每人花两毛钱吃了一碗面条。由于头一年才看了《三剑客》的电影,许振德还戏称三人是“三剑客”。 常风深有感触地写道:“回首往事已近70年了,老许也已经去世十来年了,1982 年他从美国回国约我到北京聚会,我因为得请一个礼拜假,而老许在北京的朋友很多,他只能在北京待几天,因此我没有去成。老许到北京本来想圆香山浪漫之游的梦,也落空了。钟书请他在‘来今雨轩’(中山公园)吃了一顿饭。他还有许多应酬,也没再见面就走了。”天顺平台注册

他们三人之间的交往,正如钱钟书在 《谈交友》中所推崇的“素交”,纯洁素朴,并无功利目的。恰如钱钟书所言:“真正的友谊的形成,并非由于双方有意地拉拢,带些偶然,带些不知不觉。在意识层底下,不知何年何月潜伏着一个友谊的种子;咦!看它在心面透出了萌芽。在温暖固密,春夜一般的潜意识中,忽然偷偷地钻进了一个外人,哦!原来就是他!真正友谊的产物,只是一种渗透了你的身心的愉快。没有这种愉快,随你如何直谅多闻,也不会有友谊。”也正因为同窗岁月的“渗透了你的身心的愉快”,他们的友谊才能历久弥坚。从常风的回忆中可知,他和许振德在毕业后再也没有见过面。再看看题跋中许振德所期盼的“畅叙话旧当在无远也”,真是令人唏嘘不已。那一代知识分子历经动荡,见证了太多的悲欢离合。但是,这则短短的题跋让我清晰地感受到那种时空无法阻隔的同窗情缘,其中似乎依然有阵阵温热涌出,悄然地打动我们被岁月磨砺得越来越麻木的内心……天顺平台注册

文人之间的“素交”,真是可遇不可求。从“十七年”到“文革”,朋友、师生、兄弟乃至父子之间相互揭发,反目成仇的事例并不鲜见。刘绍棠在回忆文字中提到,在1979 年1 月接到改正被错划成“右派”的政治结论后,他还是为头上被扣的三个屎盆子而气愤:“这三个屎盆子的臭气流传甚广,对我的伤害极大,不消除影响我很窝心。一个屎盆子是‘为3 万元而奋斗’,一个屎盆子是‘带着馒头下乡’,一个屎盆子是‘每月只交一毛钱党费’。”给他扣上屎盆子的,要么是他的老朋友,要么是对他有知遇之恩的老大姐。舒芜交出胡风及其同人写给他的信件,就开了一个恶例,使得文人群体人心惶惶,对人的信任感也被冲击得支离破碎。在古典文学领域,研究文人的交游有着深远的传统,这不仅是考察文人为人处世、人格心态的重要途径,而且,交游活动往往会影响他们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在反思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时,一个突出的印象是当代文学缺乏严格意义的文学流派,“山药蛋派”“荷花淀派”“朦胧诗派”“先锋派”都有点似是而非。我想这或许与当代文人独特的交往方式密切相关。只有志同道合的文人自由结合,以共同的人格理想和文学理想为纽带,切磋文艺,砥砺意志,才可能逐渐地形成流派。事实上,当代文人的聚合总体上还是以年龄、地缘、学缘为纽带,以观念、趣味为纽带的群体较为少见。从“十七年”到“文革”,文人之间的交游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与限制。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商业力量对文人交游的影响日益彰显,合同关系成为人际关系的核心模式。天顺平台注册

回顾文学史,文人之间较为常见的是利益之交,为了共同的利益形成小圈子,乃至形成宗派,党同伐异,不同派系之间相互对抗,总是与对方唱反调。作家与批评家之间的关系也颇为微妙,一些批评家心甘情愿充当作家的代言人,只会高唱赞歌,谁走红就抱谁的大腿。孙犁在《我与文艺团体》一文中说:“文人宜散不宜聚,聚则易生派别,有派别必有纷争,纷争必树立旗帜,有旗帜必有代表人物。因此,人物之争,实为文艺界纷争之关键。”“文人尤不宜聚而养之。养则闲,即无事干,无事干必自生事,作无谓之争,有名则争名,无名则争利,困难时,甚至一口饭、一尺布,也会成为纷争题目,于是文化之地变成武化之区。”孙犁对自己的定位是做一个“散兵”,对于所谓的“荷花淀派”,他的表态也颇为低调,他认为这只不过是爱好相同的人在一起热闹热闹,并没有形成严格意义的流派。孙犁说的是实话,不过,他也有所顾忌,在敏感的年代,“流派”和“宗派”的界限较为模糊,容易成为别人手中的把柄。因此,他主张:“文人必须放诸四海,周游环宇,使之自谋衣食,知稼穑之辛苦,社会之复杂,如此,方能形成真正的百家争鸣。”天顺平台注册

温儒敏教授近年提出“文学生活”的概念,倡导以文学的阅读与接受为中心,采用社会学的方法对不同层面的读者和受众的“文学生活”进行深入调查。我想,文人之间的交游也是文学生活的重要内容。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文人的交游方式也相应地产生变化,进而影响到文人在文学创作中的互动方式。譬如古代文人以面对面的诗词唱和来切磋技艺、沟通感情,书信往还是现代作家交游的重要方式,而如今的文人除了在各种会议上交流之外,日常交流常常借助电话、邮件和朋友圈。在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对文人交游及其文学影响的研究较为薄弱。我想,这一领域的深入开拓,或许能够培育出新的学术生长点。而且,这种带着生命体温的研究,能够更贴近文学的历史现场,从而穿越文字的屏障,探掘在事件、现象和潮流背后涌动的精神暗河。天顺平台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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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杨绛:《写〈围城〉的钱钟书》,《博览群书》1987年第12期。

(2)许振德:《水木清华四十年》,台湾新竹《清华校友通讯》新44期,1973年4月29日。

(3)常风:《和钱钟书同学的日子》,《山西文学》2000年第9期。

(4)钱钟书:《谈交友》,《文学杂志》创刊号1937年5月。

(5)刘绍棠:《我是刘绍棠》,团结出版社,1996年版,第126页。

(6)孙犁:《孙犁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61-3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