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6月，对我来说是一个黑色的月份。短短二十天里，家中老人连遭不幸；原已瘫痪在床的导师陈贻焮先生因一场高烧而失去了最后的一点记忆力和会话能力。正在此时，又传来了程千帆先生逝世的噩耗。虽然明知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不可抗拒，但这么多变故集中在同一个月里，还是令人难以承受……

我和千帆先生只见过两次面。一次是1991年在厦门开唐代文学学会期间；一次是千帆先生逝世前半个月，在南京参加《中华大典》“魏晋南北朝文学卷”和“古代文学理论卷”的专家论证会上。两次见面间隔九年。但千帆先生仍能认出我来，并说了一些勉励的话，之后还合了影。先生虽比九年前衰老了些，但思维清楚，即兴发言也很流畅，底气充足。原以为他能和林庚先生一样，迈过九十这道坎。谁知这就是最后一面呢？

我在认识千帆先生之前，便对他怀有一种亲近感，觉得他是我久已相熟的一位前辈。这主要是因为我的导师林庚先生、陈贻焮先生和千帆先生来往较多。我常在他们那里看到千帆先生的著作和书信。陈先生每次去南京，第一件大事便是拜访程先生。回京以后，就不厌其详地告诉我关于他们见面谈话的一切细节。这样的回忆常会重复很多遍。陈先生对于印象深刻的事，总是喜欢说了又说的。千帆先生的学问和人品便在陈先生的反复絮叨中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里。令人悲哀的是，陈先生对千帆先生感情如此之深，当千帆先生去世的消息传到他耳边时，他却已没有任何反应了！如果能够听懂，他一定会号啕痛哭的。从前一般的相知去世，陈先生都要大哭一场，更何况是与千帆先生永别？令人惊诧的是，千帆先生去世之日，也正是陈先生丧失认知能力之时，难道冥冥之中真有什么感应吗？天顺

八十年代时，我因孩子太小，家事脱不开身，几乎不参加任何学术会议。同时也觉得自己才疏学浅，没有资格和老前辈们交往，所以很少主动向当时的著名学者们请教。后来在陈先生的鼓励之下将自己的小书寄赠给一些前辈，才得以认识千帆先生。第一次和千帆先生见面时，我很不安地向他坦露了自卑的心理。我总认为我们这一辈“文革”中过来的人，底子太薄，而且起步太晚。对于学问能做到什么程度，缺乏自信。千帆先生安慰我说：“我在你这个年龄时，还写不出像你这样的文章呢！”我当然知道这是千帆先生谦虚。他因身世的坎坷，中年以前没有好的学术环境，主要的著作都是在“文革”后出版的。但先生早年的积累又岂是我辈所能望其项背的！尽管如此，先生的鼓励仍使我十分感动，增强了努力进取的信心。后来我有著作出版，总是先寄给千帆先生。他也总是以最快的速度回信，给予种种勉励。有一次我在给千帆先生的一讨信里，谈到做文学研究的理想境界，是将林庚先生的妙悟和王瑶先生的功力结合起来。我觉得千帆先生兼有二美。他谈周邦彦的“斜阳冉冉春无极”一文，使我很受震动，知道了词还可以讲到如此深入透彻、如此富有哲理和诗情的境界。而他在文史资料考据方面的功力也是众所周知的。不久以后，我将刚出的《山水田园诗派研究》一书寄给先生。没想到先生回赠我一个大信封，里边是一副他亲笔书写的对联：“句好无强对，神超有独游。”旁边小注说：“晓音大家损书论学，谓欲合静希先生之悟性昭琛先生之功力为一，余睹其新撰山水田园诗派研究，诚亦庶几矣！凛妙才之可畏，幸吾道之不孤。辄作此联奉赠。一新道兄见之必欣然一笑也。”以前在学术会议上，也见过千帆先生的贺诗或贺联。但从未想到这样一位大师级的学者能用这种方式给外校的一个后辈以莫大的勉励。我的兴奋和感激是难以言表的。我给千帆先生回信说，得到他赠的对联，我比得了大奖还高兴。确实如此，对我来说,我所得到的任何奖状都没有这副对联珍贵。并不仅仅是因为先生对我的过奖，更重要的是它使我看到了一个大学者的心胸和气度；一位在学术生涯中历经磨难的老前辈对古代文学研究的后来人所寄予的厚望。天顺

在北大中文系，像我这样得到千帆先生厚爱的中青年学者还有好几位。因此听说先生去世，大家都像失去了自己的导师一样悲痛。同时也感慨像先生那样的人格感召力，恐怕在今后的学界难有后继了！天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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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学术界常常讨论本世纪后半叶能否出现大师的问题。我以为从学术发展来看，每隔几十年总会出现几个特别优秀的具有开创性的学者。他们如果能遇到良好的学术环境，又能坚持不懈地工作到耄耋之年，积其一生成果，要获得后人赠送的大师称号，大概是有可能的。但要具有千帆先生这样的胸襟和气度，却不那么容易。一个真正的大师，应当把本民族的学术发展当成他自己的事业。他的眼界和他的关怀，绝不限于自己或者所属的学术圈。千帆先生奠定了南京大学古代文学学科的兴盛局面，这是学界公认的事实。但他对于其他大学的同辈学者总是推崇备至，对后辈学者则奖掖不已。我想这是因为他希望的是“吾道不孤”，是中国学术的振兴。然而现在的学术环境和氛围，却不利于这种气度的培养。我们正处于一个竞争的时代，各种鼓励竞争的措施层出不穷。大至重点学科、研究基地、硕士点博士点的申报、从地方到中央的人文社科评奖，小到本单位职称和岗位津贴的评定……，无不要求本单位或本人填表申报，层层审批，争夺那有限的名额。这些当然有利于刺激成果的产生，也是解决僧多粥少问题的无奈之计。但是天下学者也就尽入彀中，年年为了分一片蛋糕而忙着在各种表格上自吹自擂；提着论斤称的申报材料到主管部门去排队……。纵然有人不想为自己争名夺利，也要为所属单位的利益而奋勇争先。而评定的标准中又掺杂着许多人事因素。人际关系的平衡、各单位利益的均衡似乎比学术价值的衡量更为重要。这也就难怪不少学者和单位迫不得已到处请托干谒，上下打点……人们的眼界就被限制在这狭隘的竞争之中，失去了学者应有的定力和独立自由的精神，怎么可能出现胸怀宽广的大师？天顺

大师之所以具有学术的兼爱和包容精神，最根本的原因是他毕生追求的是学术本身，而不是通过学术达到其他目的。因而世俗的荣辱绝不会影响他的学术自信。千帆先生在“承受着难堪的侮辱”（《闲堂自述》）的18年里，没有放弃学术，到八十年代才会有大批成果问世。但千帆先生在他当街道居民的漫长生涯里，或许从未想到他还有重返讲坛的一天。那么他是以怎样的精神在坚持他的研究的呢？陈寅恪先生说，一个杰出的思想家或学者，往往“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在焉。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间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反过来说，一个学者如果只满足于众人所共喻的成果，也难以具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没有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成果，纵有一时的世俗虚荣，也只是过眼云烟而已。千帆先生前半生埋没尘埃，后半生也没有大红大紫。但他最终凭学问和人品奠定了他在一代学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我们这一代人能否产生大师，恐怕除了学养和才识的条件以外，还在于能否摆脱无形的精神缰锁，超然于尘嚣之外，培养一种独立自主的学术品格。有了这种独立和自信，才可能真正将学术看成“道”。为“吾道不孤”而庆幸的学者必然具有大师的气度。天顺

（原载《程千帆先生纪念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