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的史传文学,我们更多关注的是其历史意义和叙事传统,然而,这些字字珠玑的史传,也是编者、著者的情志体现。

情志是中国古代诗学范畴的概念,是诗歌的内在本质要素。史传文学的“志”体现在以一字寓褒贬的春秋笔法,在叙事中蕴含着事理,抒发史官的政教抱负。“情”表现为史官在历史书写时“发愤著史”,融入自己的心灵感悟,饱含深情。用诗学范畴的“情志”来研究先秦两汉的史传文学,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对史传艺术本质的认识。

书史言“志”

《尚书·尧典》有“诗言志”。《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赵孟请郑国七子赋诗言志,“武亦以观七子之志”。早期的“志”多指的是政治理想、政治抱负。到了战国中期,志的含义逐渐扩大。《庄子·天下》言“诗以道志”,屈原在《离骚》中说自己“屈心而抑志”。“志”也不局限于政治范畴,也包括个人的意志。

先秦时期,史官掌管祭祀、占卜、记事、典册等一系列国家大事。这些人知识渊博、地位崇高,不仅担负记录历史的责任,还要向君王谏言、献策,有时还会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典籍中记载先秦不乏内史过、内史兴、史佚、左史倚相等一大批忠正直谏的史官。《国语·晋语九》有:“夫事君者,谏过而赏善,荐可而替否,献能而进贤,择材而荐之,朝夕诵善败而纳之。”史官个人的荣辱成败与国家兴亡是分不开的,他们同其他臣子一样肩负励精图治的使命。这也就是史官要在史传中表现“志”的原因。天顺平台注册

史官在记史时抒发意志,因为他们不仅是历史的记录者,还是历史的参与者。《春秋》“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贤人谁能修之?”就是说《春秋》曲折委婉地表达个人意志。《左传》强调“书”与“不书”,即是在礼制、道德之下暗含了作者的个人评判。“于外大恶书,小恶不书,于内大恶书,小恶讳。”(《公羊传·隐公十年》)《庄公·二十九年》有:“新作延厩,书,不时也。”“书,过也。”“书,时也。”“书,善之也。”有意书写,基本都是要起强调作用。不书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忌讳。《僖公·元年》“公出复入,不书,讳之也”。

《史记·孔子世家》载:“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吴楚之君自称为王,而《春秋》中称他们为“子”。只用一字便表达了孔子对于吴楚之君“称王”野心的贬斥态度。而周天子狩猎于河阳,乃是“以臣召君,不可以训”(《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书“天王狩于河阳”是史官站在克己复礼的伦理道德立场,维护周王朝的权威。孔子慨叹:“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史记·孔子世家》)如果是秉笔直书,只是客观记录历史,孔子何以想到后世“罪”他,深层原因还是他在《春秋》中融入了自己信奉的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标准。这种价值观念并不是作者个人狭隘的主观取向,而是认识历史的一种参照系统。天顺平台注册

史传散文在对事件和人物作点评时,往往会追加一个点评的主体,例如《左传》言“君子曰”、“仲尼曰”。《国语》常言“仲尼曰”。马王堆出土帛书《春秋事语》有“医宁曰”、“闵子辛闻之曰”。司马迁在评论时往往说到“太史公曰”,《列女传》在叙述女性事迹之后,附加“颂曰”。这样就将历史事件和人物品评区分开来,不会混为一体,不至于影响史实的客观真实性。对事件的看法借“君子”、“仲尼”之口表达,实质上是借他人之口抒心中所想。这样的叙事技巧,既保持了历史的客观真实性,凸显了史学家的公正,也在字里行间暗含了作为一个当局者的态度——史官并不是看客,而是切身为国家兴衰存亡忧心忡忡的正义保卫者。

作史缘“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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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言“史蕴诗心”,史传亦是史官的心灵史。这一点在司马迁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司马迁的家族是世袭的史官,父亲司马谈虽然为封禅出谋划策,却未能跟随汉武帝出行,只能一遍遍无奈地感慨“是命也夫,命也夫”,最终心绪不畅,气郁而终。司马谈“不愿与粪土同捐,烟烬俱灭”,在弥留之际仍叮嘱司马迁“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的超越之处在于,记史时不局限于平铺直叙,既要“通古今之变”,还要“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太史公自序》)。如刘鹗《老残游记》言:“《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司马迁可以称得上古代中国最伟大的“自然主义的浪漫派”史学家。天顺平台注册

尽管一直秉持据事直书的信念,但在司马迁看来,史传不仅是对历史的整理和记录,也是对现实的态度,是价值体现的一种途径。他以诗性叙述,展示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展示了历史强大的生命力。例如《刺客列传》中饱含深情地刻画了刺客这样一类人物,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高渐离,一个个有血有肉、肝胆相照,淋漓尽致地诠释了“士为知己者死”的价值观、人生观。

历史记录的本质是人类文明痕迹的捕捉,史官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要与历史人物进行心灵的对话,他的使命就是饱含着深情把已经逝去的人物写出生命,把已经发生的事件写得生动,最终呈现出鲜活的人物、鲜活的历史,让跳动的生命气息绵延不绝。天顺平台注册

所谓“物以情观”,是将饱含深情的情感体验注入直观感受中,“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要“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文心雕龙·神思》)。就如同司马迁所言“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史记·孔子世家》)。直觉、想象、移情,都是历史研究中不可缺少的要素。诗性思维是通过直觉,深入到事物最深层次去用心灵感受和认知。

史传作者的“情”不同于抒情诗人的“情”。诗人多聚焦于一时一刻的客观世界和主观意志;史官有更加广阔的胸襟,不仅关注当代,也关注过去的人和事,在动态的社会和人生中表情达意。诗歌的情是静中显情;史传的情是动中传情。诗歌字里行间传递着诗人的情感;史传则是表面上有意避之,实则处处传情。

梁启超说:“迁、固两体之区别,在历史观念上尤有绝大之意义焉,《史记》以社会全体为史的中枢,故不失为国民的历史;《班书》以下,则以帝室为史的中枢,自是历史乃变为帝王家谱矣。”《汉书》代表的是官方正统思想和立场,客观描绘了汉代大一统社会的成就和弊病。《史记》和《汉书》一有情志,发心之所想;一无情志,唯写史之所写。从历史记述来看,加入“情志”可以让历史更丰满,也使后人读史时更好地体会历史进程和史官的情感指向,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倾向性。金毓黻言:“夫私修之史,易精而难成,官修之史,易成而难精。”曹魏开始,史学渐盛,史书多是奉敕编修。到了唐朝,统治者对史学越发重视,开设史馆,集众人之力共同修撰国史。修史则成了官方行为,私人一度被禁止修史。自此以后,史书的数量连年攀升,史学逐渐蓬勃兴盛,卷帙浩繁的史学著作越发多起来,抒发情志的史作却不多。天顺平台注册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