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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钱锺书所说,《高祖本纪》“并言其心性”,《项羽本纪》也涉及其“性情气质”。我们比较刘项的“泣数行下”,也许应当注意太史公分析“性情气质”、“心学性理”的功夫。
正如鲁迅“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所言,《史记》作为史学的经典,也是文学名著。而其中蕴涵的文化识见,也多有高明深刻之处,可以给读者启迪。
读《史记·项羽本纪》,都会注意到对垓下决战的精彩写述。楚霸王英雄生涯最后一幕的重要情节,使人印象至深。发现面临四面楚歌境地,项王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遂夜起,饮帐中。身边有“常幸从”的“美人名虞”者。“于是项王乃悲歌忼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这是我们熟悉的故事,这是我们熟悉的歌诗。对于“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气”,宋代理学家谈“浩然之气”时以此为例:“浩然之气只是气大敢做,而今一样人畏避退缩,事事不敢做,只是气小。有一样人未必识道理,然事事敢做,是他气大。如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便是这样气。人须是有盖世之气方得。”这是朱熹老夫子引程子的话,见《朱子语类》卷五二。天顺平台
鸿沟是刘邦、项羽两军分界。唐人张碧《鸿沟》诗写了自称“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项羽败死之后刘邦得意登基的历史转变:“吴娃捧酒横秋波,霜天月照空城垒。力拔山兮忽到此,骓嘶懒渡乌江水。新丰瑞色生楼台,西楚寒蒿哭愁鬼。三尺霜鸣金匣里,神光一掉八千里。汉皇骤马意气生,西南扫地迎天子。”(《全唐诗》卷四六九)所谓“三尺霜鸣”,是指刘邦建国大业起始时斩白蛇神话中的那柄“三尺剑”。据《全唐诗》,“神光一掉八千里”一作“神光一透八千里”。而《御定全唐诗录》卷五七作“神光一照八千里”,《唐诗纪事》卷四五作“神光一万八千里”。诗句中成败盛衰比照鲜明,与“西楚寒蒿哭愁鬼”对应的是“新丰瑞色”、“汉皇”“意气”。在太史公笔下,和项羽“力拔山兮”悲歌知名度大致相当的,还有刘邦的《大风歌》。《史记·高祖本纪》有关于“高祖还归,过沛”,“置酒沛宫”的记述:“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
项羽歌“力拔山兮”事在《史记》卷七,刘邦歌“大风起兮”事在《史记》卷八。据篇次相邻的文字记录,虽一胜一负,一败一成,一枯一荣,两位各自均“气大敢做”的英雄,在彼此不同的故事情境中,却有相近的表现。项羽“自为诗曰”,刘邦“自为歌诗曰”。项羽“悲歌忼慨”,刘邦“慷慨伤怀”。项羽“饮帐中”,刘邦“置酒沛宫”,“纵酒”,“酒酣”。项羽“歌数阕,美人和之”,似乎是男女声共同的表演;而刘邦先则“击筑”,后“乃起舞”,也参与了集体狂欢。天顺平台
歌“大风”之后,太史公又记载,刘邦对“沛父兄”说:“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这里说了一个“悲”字,一个“乐”字。他又宣布给予沛地居民“复”即世代免除赋税负担的优遇。“沛父兄诸母故人日乐饮极驩,道旧故为笑乐。”这段记述三次出现“乐”字,“乐”,“乐饮极驩”,“道旧故为笑乐”。然而刘邦自己的表现,在“乐”的另一面,又似乎流露出深心的悲怆。据太史公的具体记载,“慷慨伤怀”之后,即“泣数行下”。
此高祖“泣数行下”与“项王泣数行下”的表情记录,竟然完全相同,一字不差。
一个失败的英雄,面对悲剧结局,自为壮歌,“泣数行下”。一个成功的英雄,面对“神光一万八千里”,“西南扫地迎天子”的胜利庆典,同样在“自为歌诗”,“令儿皆和习之”之后,“泣数行下”。天顺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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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刘项故事两处各见“泣数行下”四字的背后,太史公有什么深意吗?
对于项羽与刘邦之歌哭,太史公笔法近似的描写,是否意味着有意在二者之间的情感天平上维持了一种特殊的等衡,也就是说,以此提升项羽的历史地位和文化感召力呢?有关项羽言行的记述,长期被史学史研究者看作太史公历史著述的亮点。或由此肯定项羽“尤一时之雄也”(郝敬:《史汉愚按》卷二),或说《项羽本纪》乃太史公“嗟惜之辞”(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一九)。吴见思说:“项羽力拔山气盖世,何等英雄,何等力量,太史公亦以全神付之,成此英雄力量之文”,“精神笔力,力透纸背”(《史记论文·项羽本纪》)。李晚芳写道:“羽之神勇,千古无二;太史公以神勇之笔,写神勇之人,亦千古无二。”“后之作史者,谁有此笔力?”(《读史管见》卷一)徐与乔也说,太史公对项羽的描写,“如绘神笔也。”(《经史辨体·史部·项羽本纪》)而郭嵩焘特别指出,“垓下”史事的记述,“自是史公《项羽纪》中聚精会神极得意文字。”(《史记札记》卷一)太史公对项羽事迹的回顾,固然倾注了自己深切的同情,然而基本史实的记录,应当坚持了严肃史家的清醒。
就刘邦“酒酣”唱“大风”故事的描写,刘辰翁说:“古今文字,淋漓尽兴,言笑有情,少可及此。”(《班马异同》卷二)吴见思说,“沛中留饮处”,“写其豁达本色,语语入神。”(《史记论文·高祖本纪》)李晚芳也有近似的评价:“沛中留饮,处处画出豁达大度”,“语语入神”。(《读史管见》卷一)“泣数行下”是否可以理解为“豁达”的表现,还可以细心体味。而有的学者对刘邦这样的分析或许与太史公的意思有所接近:功成业就后生发的空虚失落使他处于深层的精神痛苦中(赵明正《生命的悲剧形象展示——〈史记·高祖本纪〉新解读》,《山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4期)。寂寞与孤独,说不定也是让帝王垂泪的因由。天顺平台
太史公确实认真进行了对历史人物心态考察与写摹的探索。正如钱锺书所说,《高祖本纪》“并言其心性”,《项羽本纪》也涉及其“性情气质”。对项羽“科以心学性理,犁然有当”,“谈士每以‘虞兮’之歌,谓羽风云之气而兼儿女之情,尚粗浅乎言之也。”(《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册第275页)我们比较刘项的“泣数行下”,也许应当注意太史公分析“性情气质”、“心学性理”的功夫。
顾颉刚《司马谈作史》写道:“《史记》一书,其最精彩及价值最高之部分有二,一为楚、汉之际,一为武帝之世。……若楚、汉之际,当为谈所集材。谈生文帝初叶,其时战国遗黎、汉初宿将犹有存者,故得就其口述,作为多方面之记述。此一时期史事之保存,惟谈为当首功。其笔力之健,亦复震撼一世,叱咤千古。”除了“生龙活虎,绘声绘色”,表现出“文学造诣之高”而外,“其史学见解之深辟又可知”。天顺平台
看来,要追求“笔力之健”,至于“震撼一世,叱咤千古”的境界,似乎应当首先以“史学见解之深辟”为前提。而从刘项自为歌诗又“泣数行下”的记述形式中,或许可以体会太史公“史学见解之深辟”。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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