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彬是我在北平艺专的同学。1945年日本投降后，北平艺专曾改名为“北平临时大学第八分班”（在京高校统称为“北平临时大学”，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排起，一个学校排一个班）。第八分班国画系从一年级到三年级，学生不多，有时一起听课，同学之间大都熟悉，吴文彬、孙奇峰、濮思荀、刘蔚都比我高一年级，钮隽是先上陶瓷系后上国画系。毕业后，坚持画画儿的人不多，名气最大的是孙奇峰。濮思荀后来改名为苏民，成了北京人艺的导演、演员。

要说一生坚持传统国画实践、传播的人，应算是文彬兄了。他供职于台北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馆，担任考古技术工作。即便如此，他依旧执着于传统工笔人物画创作，退休后还创立了中华工笔画学会，被推举为会长。为创办弘扬中国画的画刊《工笔画》，在没有固定经费来源的情况下，他坚持出刊，不仅发表台湾画家的作品与文章，也刊载大陆画家的作品与文章。

文彬兄从小习画，1937年在天津从李喆生先生学习墨梅，1939年到北平加入雪庐画会，师从晏少翔先生学习人物画。当时，雪庐画会曾邀请黄宾虹先生讲授绘画理论，由金禹民先生示范金石篆刻，当代名家如寿石工、陆鸿年、启功、田世光、张其翼、金哲公等，都是雪庐画会的老师。根据晏少翔先生的回忆，吴文彬习画时对传统技法十分重视，对历代名作均曾有过系统而认真的临摹与研究。天顺娱乐登录

吴文彬的公子吴杰的专长在信息科技，面对父亲过世后遗留下来的许多书籍、手稿、文件与画作时，他意识到如果这些东西不好好保留与发扬的话，既对不起父亲，也会使中国传统工笔画的历史中，丧失了父亲毕生努力的这一环节。他一边学习，一边加工整理出版了父亲的几套书稿，如《蓦然回首——吴文彬的八八自述》，回忆上世纪四十年代北京画界掌故、风土人情的《艺文旧谈》，解析传统技法的《中国人物画笔法之研究》，真是功不可没，善莫大焉。后续书稿的出版，如《吴文彬两百幅线描人物》等，也已在吴杰的计划中。

两岸开放交流后，文彬兄多次回到大陆，每次都来看我与老伴孙文秀（也是北平艺专同学）。而他每次来，我都约上李大成兄一同逛什刹海，到烤肉季吃烤肉。回台湾后，我们也是书信不断。

孙家勤老弟比我小几岁，把我当兄长看。他的先父孙传芳去世后，家勤老弟就同老母亲搬到西四帅府胡同的一个小院居住。我曾问他：“帅府胡同与你们家有关系吗？”他说毫无关系。他学画比我晚，也没老师，我就带他四处拜师，他印象最深的是“四友画社”，向陈林斋先生学“婴戏图”。后来我把白雪石先生请来，在孙家辅导我们俩。当时白雪石先生就住在郭北峦先生的寄卖商店里，同住的还有孟子慧先生，郭北峦先生在中山公园水榭办画展，大部分作品都是由白雪石、孟子慧二位代笔，后来白雪石一举成名，名气超过自己的老师梁树年。天顺娱乐登录

孙家勤去台湾后，投入张大千先生门下，在大风堂一住就是六年，学得真传，成了国内外知名的大画家。他办画展时，大千先生亲手给他写了巨幅前言，优势真是得天独厚；他还兼任着国外几所大学的客座教授。每次回京，他都住在华侨大厦，我约上李大成兄与他叙旧畅谈。有一次他还带夫人和女儿一同来京，约我到同和居小聚，一口乡音未改，俨然“老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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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再说李大成兄，他是徐燕孙先生早期的入室弟子。想当年徐燕孙先生住在中南海的霜红楼，一次蒋介石晚上散步到中南海，看到有人居住，下令全部迁出，徐先生这才搬到了府右街灵境胡同把口的红楼。

徐先生作画通常在夜间，大成兄陪侍左右，边学画边给老师打下手，吃住也都在老师家，是真正的入室弟子。上世纪四十年代，任率英先生和大成兄还集资为徐燕孙先生编印了《霜红楼画賸》。我的老伴孙文秀虽也算是入室弟子，和北平艺专的同学郭秀砚去府右街的红楼（后来又迁居到北河沿）学画，每周两次，可不参与别的事儿。实际上是那时水平不够，帮不上老师的忙。大成兄太客气，见到我时提及孙文秀，总称她为师姐，实际只能算徐先生的小徒弟。天顺娱乐登录

大成兄博闻强识，熟悉老北京的习俗地理，许多掌故倒背如流，使我知道了画界的很多往事。我把他当成半师半友，每逢文彬兄和家勤老弟来，我都把大成兄请来共忆往事，可谓人生一乐。

我与大成兄以及祁景西先生之子祁大寿有段时间经常在龙虎书画会晤面，每次都有说不完的话，现在回忆起来，恍如隔世。很多见过大成兄的人都说，李大成聊起来没完，口头语是“再聊一会儿”。他藏有金禹民先生篆刻的许多印章，那可都是宝贝，可惜他九十多岁去世时，并没有留下多少文章和回忆录。由此想到大约在2012年，家勤老弟辞世后，他夫人曾请文彬兄写一篇记叙孙家勤的文章，遗憾的是2013年，文彬兄也走了，仅留下刚写了一页的稿纸，许多话都带走了。这都成了孙家、吴家和我们仍然健在的画友的憾事。有些史料再无人抢救，就永远消失了。

我怀念这老哥仨，虽然后半生见面次数不多，但君子之交淡如水。生平得遇几知己，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