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景桢赠沈仲章之《居延汉简·图版之部》；扉页题词。注：“劳榦……即行故去”不确，1980年代中期父亲还与劳榦通信。当年吴应没见过或碰过“破竹片”，那是后来知识，另议。

记录稿选页。末行“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卅一日”口误或笔误，另议。

许地山与夫人周俟松。摄于1940年后，香港。周苓仲提供

沈仲章在青岛码头，摄于1938年1月。

1938年1月15日，不完全知实情者陈君葆，在唯一知真情者沈仲章揭开谜底之前，以为吴景桢带去长沙的“东西”是汉简，记下了当日所闻所猜。没想到约八十年后，被当作史实而“肯定”。

1930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瑞典团员贝格曼（Folke Bergman），在中国西北地区发掘出一万余枚汉代简牍。这是首次大批量出土的汉简，依古地名而称作“居延汉简”，被公认是东方考古的重大发现。

2017年听闻一个新“发现”，说在1938年，一部分居延汉简去过长沙。这是误判，必须尽早纠正，是以为文。

从北大到香港的路线

本节简介在1937年夏，居延汉简被及时运出北京大学，半年后1938年初抵达香港的大致过程，以及停靠地点。

1931年，居延汉简由出土地区运到北平，归考察团理事会保管。为便于研究和摄影，转存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父亲沈仲章时任北大助教，兼任理事会唯一干事，为汉简摄影。1937年7月底，日军入侵北平，立即派兵把守北大。父亲独自黑夜翻墙潜入侦察，见迹象汉简极可能被毁，也担心日后被夺。于是当机立断，请助理周殿福帮忙，悄悄走边门进屋，将汉简逐根包裹妥当，分几次运出北大。先后转藏，都不觉得安全。父亲根据万余枚汉简及多层防护所需体积，定制了两个储简大木箱。将汉简装箱封实后，存入德资银行的保险柜。【以上汉简在北平。参见拙文《沈仲章与居延汉简在北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古今论衡》第28期，2015年，第90-101页。】天顺娱乐平台

父亲带着存单离开北平，8月12日到天津。父亲通知已转移到后方的徐森玉，数月后徐来津相会。徐森玉传达傅斯年等学界领袖人物的决定，指示沈仲章单人负责，南运汉简至香港。父亲再回北平，将两个储简箱托运到天津，留存于托运行。【以上北平——天津。参见《沈仲章抢救居延汉简历险记》（简称《历险记》），署名为“沈仲章口述、霍伟记录、胡绣枫整理”，1986年首发于《团结报》，同年《人民日报》（海外版）和《文物天地》相继转载。我手中无文本，刊载月日不能确定。刊发前父亲未作校勘，小有差误。本节概述均据多次亲闻和笔录，不另注。】天顺娱乐平台

12月底，两个储简箱被当作货物托运，上了海轮恒生号。父亲随船南下，结识了船长，随身皮箱放船长室。恒生轮终点是香港，中途停靠青岛装货。父亲上岸给徐森玉发长电，请他香港接应。不料日军逼近青岛，船长接急令提前启锚。父亲回到码头，船已不见踪影。【以上天津——青岛；汉简未下船。】

父亲马上回城内发海上电报，请船长抵港时，将船长室的皮箱交给乘客吴景桢。吴是北大理科毕业生，一向佩服沈仲章。这次船票又是沈为吴弄到的，因此沈托之事，一定照办。父亲又电告徐森玉，告知脱船，请他接吴。因海上电报

花费高，几乎用尽父亲身上所余钱款，致徐电报简单。【以上青岛——香港；汉简在船上，沈在青岛作应急补救。】

1938年1月上旬，恒生轮抵达香港。因吴景桢是“大家都不知道的”，徐森玉没接到。陈君葆埋怨，“弄得非常的不好”。香港其时未遭战乱，陈君不满情有可原。他习惯于和平时期英国文明的旅行经验，不明险区危情，不知找到人可托已属万幸。再说吴景桢把皮箱带去内地，辗转到了长沙，交给蒋梦麟。【以上香港——长沙；有个箱子去长沙，汉简情况下文揭晓。本段综合亲闻、笔录与文献资料。】

去了长沙的“东西”

《澎湃新闻》2017年9月7日，刊发了柳向春《徐森玉先生与抢救居延汉简的传奇》（简称柳文）。柳文宣布：“可以肯定的是，吴景桢确实是将部分汉简携至了长沙。”这个大胆“肯定”要是真被肯定，居延汉简研究史上“确实”得记上一笔。甚至可以说，这是1930年居延汉简被发现后的一大“惊人”发现。天顺娱乐平台

可惜，“肯定”是不对的。木简不曾去长沙！

柳文的主要依据是陈君葆1938年1月15日记（简称“陈记”）：“现在木简的其余一部分已有了下落了。吴景桢致守和的信说他过港时把东西迳带到长沙去，不及在香港停留云。”（《陈君葆日记》，谢荣滚主编，陈云玉、陈文蔚、陈文达和陈云湘编，商务印书馆，香港，1999年第1版，第339页。我依版本为斯坦福大学藏本，扉页有“陈云玉赠”。柳自注也摘1999年版。核对柳摘，小有差异，不影响本议题。）多年前我也见过这条陈记，也曾思考木简是否去过长沙。据闻《陈君葆日记》是畅销书，估计读过陈记的人不少，大概都曾做过类似猜测。不知为何十八年来，别人没有提出这一重大“发现”？

我较熟悉专题，看出疑点，没轻易下结论。我求联吴景桢后代，环环转联需耐心。2014年初我经史语所简牍团队邢义田的指点，基本确定了蒋梦麟到港日期。我又想起，父亲曾说抵港后“等木简”，对码头取简也有详细描述。这事不得心躁，准备待有了值得提出之点后，再向专家求教……天顺娱乐平台

一转眼，斯坦福大学的两本《陈君葆日记》，在我手上已近四年。

初读柳文见“肯定”，我喜出望外，以为终于有人替我解决了久存心头之疑。可再一读，大大失望。

其实，日记不是论文或报告，原没打算公布，很少核实更正。后人解读，得借助辨析能力和背景知识。陈君葆是相助者，并非实物直接经手人。陈记中写得明白，陈得到隔地传言，吴景桢把“东西”带去长沙。消息源自袁守和，陈没说是否亲闻。袁也并没见到“东西”，只是接读吴函。仅读陈记行文，已知消息几经转传，信息层次很分明。

更关键的是，解读史料，还必须分清当年各人的真正角色。陈君葆并不是决策汉简南运者，因此他的猜想虽乍看有道理，但忽略了一个只有内圈人才明白之点：到底沈仲章托带的是什么“东西”，只有沈本人清楚，别人都不知道。

因为，汉简秘密南运，决策者责令沈仲章单人经手。定了三条原则：“没人看见，没人碰过，没人知道”。哪怕是指令发出者，也仅“知道”沈仲章运汉简，并没“看见”或“碰过”实物。至于何物装于何箱，只有装箱者沈仲章“知道”。

1938年1月15日，不完全知实情者陈君葆，在唯一知真情者沈仲章揭开谜底之前，以为吴景桢带去长沙的“东西”是汉简，记下了当日所闻所猜。没想到约八十年后，被当作史实而“肯定”。其实，陈记含不少可供思考的线索，只是求证者不够小心。天顺娱乐平台

我求助于直接经手人的第一手资料。正巧不久前，经许地山公子周苓仲指点，征回一份父亲接受采访的口述记录稿（简称记录稿），原由许夫人周俟松保存。一查，见到谜底。

我兴奋地电邮邢义田：“记得我几年前关心蒋梦麟1938年初访香港的具体日期吗？我早在思考，木简是否被吴景桢带去长沙，再由蒋校长带回香港。因为此事较大须慎重，弄不好史语所汉简路线图得改，我一直在求联吴景桢后代。在找到进一步支持或反对的证据前，不敢惊动您。”我告知答案：“木简一直留在香港码头仓库，没去过长沙！被吴景桢带去长沙、再由蒋校长带回香港的是一个皮箱，里面藏有西北考察团的东西，还有向轮船公司领取木简的凭据！但因时隔已久，装木简的两个大箱子差点儿找不到。别人是极难找到的，除了父亲本人。”

邢义田回复：“太好啦。陈君葆日记也是这么说的。”原来，史语所的简牍专家早有合理解读。

这个答案，顺带排除了柳文猜测的一种可能，即汉简的“另外一批则是在1月12日的时候，由海口船方交给了陈君葆等人”。其实仔细读陈，便可知柳文猜测岔道，表过不提。读柳文其他辅助依据和解释，也经不起分析，不提也罢。天顺娱乐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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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之误，是柳文诸多弊病中较简单的一种，希望我已大致说清问题了。

为给本节所揭谜底提供佐证，下面摘录直接经手人沈仲章的口述记录。含相关细节，还有几波几折。也为第一节汉简转移经过之延续，估计《历险记》这部分不详细。读者亦可跳过下节，直接读第四节结语。

留在香港码头的汉简

再说青岛脱船的沈仲章，幸运地在日军登陆之前，搭上路过的唯一海轮。父亲随船抵达终点上海，已身无分文。找到预定应该为他提供资助的机构，但因听闻日方追捕沈仲章，管事者怕事装傻。最后父亲向亲戚借钱，买船票去香港。印象中《历险记》中缺了在沪经历，容日后补叙。

本节已定聚焦点是父亲抵港后，如何领取汉简。下面抄录新得记录稿中相关部分，不删减。其中“我”是沈仲章。有几处我用方括号加【（沈亚）明注】，可以加注的不止这些，容日后再补。

一到香港，我就找许地山。可是许说没有人来啊！后来我才知道吴君已到重庆，继而离开重庆到长沙。吴来信告诉我，皮箱已交给蒋梦麟校长，说蒋不久要飞香港，所以这个木简的收条，跟西北科学考察团的邮票一大包等东西，连同北大的许多东西，一起直到蒋梦麟校长到港，才带来香港。我去找蒋，他把箱子慎重地交给我，打开一看，原封未动，北大的东西交给他。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东西和木简收条都在里头。我跟许地山一接头，我就说要立即找到徐森玉，但我到香港时，徐还没（从上海）来。【（从上海）三字为后加，父亲对此有尾注，见下。】后来见了面，我说：好啦！木简安全运到这儿了，大功完成。第一阶段任务是我自告奋勇，第二阶段是你交办的，我全做到了。没人看见，没人知道，没人碰过，原封不动我把它运来了。【明注：第一阶段1937年7月底-12月某日，第二阶段12月某日-1938年1月底。“12月”取自柳文。三个“没人”可说明，吴景桢不知所携何物，而陈君葆等知沈运汉简却不知真情。】现在我要到长沙报到去了。长沙北大那时准备搬到昆明，是要徒步迁校，因为没有那么多交通工具。有人来信告诉我，曾有人提议等我回去，当个领队，因为我是出名的飞毛腿，善爬山，出名的旅行家。跑路在我则更拿手。每天一百里，不在话下。【明注：见过一份西南联大的北大教职员名录，沈仲章榜上有名。】但是重庆傅斯年连来两个电报，打给徐森玉，说叫沈仲章不要离开香港，且等他自己来港，另有重要任务。天顺娱乐平台

再说木简怎么样了呢？等到蒋梦麟来了，收条拿到了，而恒生轮也老早离开香港了。两只木箱是随船先到，无人领取，被搁到仓库里去了。也许已有个把月了。我拿着这张收条会同许地山去提这两箱木简。这两箱东西因为已经讲明交托给香港大学保管，安放在该校的汉口图书馆。汉口图书馆是香港大学的善本藏书仓库和阅览室。准备将木简搁在一个长的保险柜里。有几道暗锁，钥匙交给我和香港大学共管。他们单开也开不开，我单开也不行。提取时要征得双方同意，是订有合同的。我和许地山到轮船码头去领这两箱国宝时，又是吃了一场虚惊，几乎全功尽弃。那艘恒生轮已经到了好久了，现在才去领取，问谁去？没办法，只有自己去找。找啊找，到哪处找？恒生轮上的东西都在这一块，可就缺这两个箱子。“你认识那两个箱子吗？”“认识啊！”“再看看这几堆，有就有，没有就找不到天顺娱乐平台

了。也许被人领错了，会来调换的。如果实在没有了，就照章赔二十块钱。”我岂肯罢休，还是瞎找。我多少心血难道一笔勾销？天快黑了，仓库里又暗得很。“要不然，明天再来找寻吧！两箱不值钱的东西，不大可能遗失。”我担心极了，是我们情报泄露了，东西被人拿掉了，还是……我整夜未眠。第二天就再去找。找啊找，后来看到另一个角落里有张大油布遮着一堆东西，好似有人故意把它遮起来不叫人看见似的。快掀开一看，啊哟！就在这里了！“好，拿去！拿去！”昨天为了找不到，一夜难睡，想到不知道哪里去了，急得真是哭也哭不出。阿弥陀佛！终于找到了，我如释重负，把两只箱子拉到香港大学存起来。天顺娱乐平台

父亲对“徐森玉还没（从上海）来”加了尾注：“这一段还需要想一想，似乎我到港，徐森玉又去了上海或未从上海回港，其间隔了相当时日，大约等到蒋校长来港把藏有收条的箱子交还给我以后。仓库里提木箱时，徐似乎并不在场。”父亲生前，《陈君葆日记》尚未出版。据陈日记，1938年1月31日徐森玉当在香港。这并不与沈述造成矛盾，正可互补。

善待史料和分清不同性质的局限

下面略议本篇所涉史料，兼谈如何对待史料的些许拙见。

查上摘记录稿前部，标注采访者插问为“陈问”。由此推知，记录稿源自1980年代初期的系列专题采访。据我所知，那是一个严肃的口述史项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陈洪进主持。陈洪进的初次采访是1983年上半年或更早，接着由历史专业研究生霍伟（也许还有别人）后继采访。再根据录音记成文字稿，请口述者核对。历时不短，记得1983年我曾被邀上京整理，但因故未成行。新近征得这份记录稿，有少量父亲校正的痕迹，末页记有父亲加尾注的日期为1984年9月18日。目前不清楚先后一共校订过几次，这份记录是否最后一稿。天顺娱乐平台

对沈仲章生前的许多特殊经历，知者不多；但对沈仲章承重多劳、“不求人知”（叶恭绰语），道及者不少，此处不赘言。父亲明确告诉我，接受采访是为了留史。父亲对弄清史实细节很当回事，上节摘录的尾注可显一斑。还有，父亲抵港首先找许地山，由许陪同码头取简。因此父亲请许夫人审阅记录稿，找知情者核实补充。父亲在尾注中已说，对有些事的具体日期及天数间隔等，仍需继续思考。但我认为，对汉简在什么箱子里，抵港认领过程等，他作为直接经手人提供的第一手资料，值得重视。

陈洪进是一位非常严谨的历史学家，特别有条有理，稳扎稳打，不急于求成。我大学期间拜访一些著名学者，听他们说过陈的一些事。比如“文革”中陈被隔离审查，仍继续思考研究专题。会递条子出来，指明到某个架子某排某抽屉，取某套读书卡片，他报出自编索引提示，从不弄错。我学的不是陈洪进的专攻，但曾请他给我开系列小讲座，专讲怎么读书。他的思路清晰，令我佩服。

除了采访者是学者，口述者本人也具学术素养。父亲先在唐山大学读工程，唐山大学是西南交通大学前身，早年以难考和训练严格著称，茅以升母校。三年后转考北大理学院物理系，再转文学院，毕业后被刘半农招去主管北大语音乐律实验室。（汉简就存放于邻屋，因此父亲熟悉环境，在日军初占北大时，可走边门转小巷以救汉简。）简言之，父亲有扎实的科学功底。天顺娱乐平台

再者，父亲多次参与整理考古物品，比如主持清点斯文·赫定（Sven Hedin）待运标本，有良好的史学意识。父亲二十出头便从事田野调查，中央音乐学院研究所等多个专业组织曾请他培训后学，积有五六十年的相通领域经验……从我与父亲几十年的交谈中得知，父亲脑子里有verifiable (可以验证)这根弦，估计源于他有实验科学、田野工作和考古实践等经历。(相关背景择要简述，所言皆有据。）

当然，在1980年代，国内在口述记史方面还无成熟的方法论，陈洪进主导的项目只是一个尝试，也不太清楚参与相助者持何观念。但我相信，采访与被采访两方对这个项目，都赋予一定学术企盼，注入心血劳动。估计这份记录稿尚未完善，但比之基于听闻加猜测所遗早年文字碎片，其史料价值毋庸我多言。

1986年发表的《历险记》所依之本，应是上述采访课题的半成品，但不确定是否为同一份记录稿。胡绣枫不是中国社科院系统的，不清楚在什么情况下接手。我推测，她果断发表《历险记》前，没请沈仲章作最后校勘，很大可能是担心沈过于认真又不喜扬名而耽搁。《历险记》有些疏漏情有可原，比如胡绣枫无机会系统亲闻全过程（不排除补充采访），各层编辑也可能删改稿件。天顺娱乐平台

一方面我必须说明，《历险记》未经口述者校勘。另一方面我也得说明，初读《团结报》所载版本，印象大节不差。在没有更翔实的资料面世之前，《历险记》还是反映当年经历的史料，值得参照，当善待。而善待史料中有一点，便是分辨史料作者。《历险记》署名作者非沈仲章一人，据我对口述史的有限知识，用“沈氏自述”指代《历险记》，不妥当。

再从另一角度来看“善待”，以第二节摘柳文所依史料陈记为例。《陈君葆日记》史料价值之高，已得公认。善待便须认真解读合理使用，谨防误读误导，使珍贵史料贬值，著名前辈蒙羞。我不是说，非名人所述所记就不必善待，我主张一视同仁。

善待史料先得读通文字，除字面意义还有字里行间。为方便讨论，再简述陈记中特别相关本篇的三点，即什么消息、怎么传递和陈氏假定。读陈记可获：1.什么消息？“东西”去了长沙（陈没更改内容以适自己假定）。2.怎么传递？先是吴景桢函告袁守和（非对话，不能当场追问核证），再是袁隔地传话到香港（不明方式、对象、有否几传、是否可核证等）。3.陈氏假定？“东西”是汉简。陈君葆寥寥数语，虽为信手随记，不是公开发文，但就纪实、条理和信息量等而言，都比柳文洋洋长篇要强得多。天顺娱乐平台

善待史料还需有机解读。有机解读方面很多，以分析陈氏假定为例，得先弄清史料性质、史料作者在该事件内真正角色及知情程度等等。陈记的史料性质是日记，非正式报告。读陈记已知，作者角色是间接旁听。研究者若稍作努力，应想到陈长期居港，对汉简的体积、数量及易损程度等，极可能还无直观概念。研究者若进一步了解历史背景和事件实情，也当不难理解，在直接经手人和汉简还没都脱险时，其他人难以弄清所有真情。总之，研究者在初步筛选立论所依时，就该对史料多作思考。这样不仅可使自己的研究更有效，也可大大节省读者和其他研究者的精力。

陈记中有误，当时无损于事，无损于人。沈仲章到港后陈君葆当知谜底，但日记似乎没作补记更正。此也常情，无以为怪。陈君葆并不直接护简，是关心协助，并无责任事事必录必证。陈君已离世无法解释，没想那点偶尔小失误，却偏偏被柳文挑出，放大示众。可能我因与父辈祖辈学人接触较多有感情，觉得那是不尊重前辈。《陈君葆日记》出版十八年，我读后存疑近四年，说不定还有慎思更久之人。要都沉不住气，早有人“发现”汉简去长沙了。天顺娱乐平台

读柳全文，长沙误判为犯错较轻、较易纠正、尚可原谅之处。柳文为别的论题引徐森玉信函，尤其是对1939年徐致友函，解读导读多维失真。若读者细究取简数量、日期和地点等，会有损徐前辈。柳读其他史料如蔡元培日记，也多有偏颇。可是柳读与摘文交织，若欲评柳读舛误而不伤前辈，得费笔墨容另议。而对前辈文字本身，我希望有机会与徐氏后代合作解释。

再换个角度，我们这两代人研究抗战时期的居延汉简，还算很幸运。那串系列事件发生于1937—1941年，还在所谓“three-generation reachback”（暂译“三代回溯”）范围之内。若找不到亲历者，当找亲闻者，最后是亲闻者的亲闻者。我对第三代有保留，恕不多议。

对那段历史，还找得到亲闻者。我从1966—1986年，多次亲闻，留有部分笔录。不少地方父亲对我说的，比对采访者说的，更具体更生动，夹以解释相关内情。除我之外，还有其他亲闻者。

还可找参与采访者如霍伟，了解当年他（们）如何体会陈洪进的意图，以及该项目进展情况。这本身也是个有意思的题目，因从父亲言辞间得知，前辈学者对口述记史早有想法。但在三十多年前，国内史界正式提“口述历史”的还不多。天顺娱乐平台

另外在1980年代初期，几位当时还年轻的美国学者，因听吴景桢和其他海外前辈讲述沈仲章，向先我出国之友打听这位有趣人物。其中至少有一位，听吴讲过汉简南运。那位学者替吴景桢去台湾购买劳榦用沈仲章所摄照片编的《居延汉简·图版之部》，带到美国。吴景桢在中美建交后就寻找我父亲，1980年将那部图册寄到上海我家。

我以为，在活的线索尚未切断之时，不寻找亲闻者或更直接的资料，却凭间接的支离碎片，急于下结论，实乃治史大忌。读柳文还感到，作者也许与前辈学者接触不够。可能因此而对历史环境人物性格有隔膜，对思考事件整体机理有困难，对公正系统梳理史料有障碍。我觉得，这是导致柳文多处错位的三大原因（而这三点正是有机治史之必须），虽然还见到其他因素。

日前闻一学人为之辩曰：这就是历史研究的局限。我即回复：那是不会研究历史者的局限，不是历史研究的局限。

倘若史料有局限（比如当事人所遗信息不全不确，旁听者不明真情所记存疑等等），研究者一当积极寻求填补空缺（比如有否亲闻者等，当然对一应史料包括亲闻都需分析），二该合理运用已有史料(比如对早年文字资料也需分析），……局限种种处处，讨论又是大题。已及篇末，仅提示这一点。天顺娱乐平台

简言之，不该拘于“局限”之史料而不调查思考，抓取零碎字面而立论；也不当忽视史料之“局限”而漫无边际创“发现”，责其他研究者“竟然都习焉不察”（柳文用语）；更不可借口史料有“局限”而任意解读，随欲按需治史。

随而思忖，若一人一文独陷，不足虑。进而叹息，若把“不会研究历史者的局限”，归结于“历史研究的局限”，那么历史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岂不陷入困境？故而借此机会，稍抒愚见：分清不同性质的局限，乃为学之必需，期望能与所见略同者交流互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