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青年诸君，欲自知在国中人格居何等者乎？欲自知在世界青年中处何地位者乎？欲自知将来事功学业应遵若何途径者乎？欲考知所以自策自励之方法者乎？欲解释平昔疑难而增进其知识者乎？欲明乎此，皆不可不读本杂志。

1915年，在《甲寅》杂志第八期、第九期上，赫然刊出此广告，其中“本杂志”，指不久后（同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刊的《青年》杂志。第二年9月1日，《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

《新青年》是中国文化史上一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杂志。

胡适曾说：“《新青年》是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划分一个时代的刊物，最近二十年中的文学运动和思想改革，差不多都是从这个刊物出发的。”

提起《新青年》，人们会立刻想到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鲁迅等，但对其初期的出资企业群益书社及该社老板陈氏兄弟（陈子沛、陈子寿）却了解不多。

群益书社不是肉头财主

汪原放说：“连商务印书馆也要向他们配不少《辞典》，据说月月结账，要用笆斗解不少洋钱给他们。”

1920年，毛泽东在沪试验工读生活，经陈子寿老同学王季范（毛泽东的表兄）介绍，常到群益看书，坐在店内一张帆布床上。

1920年9月，毛泽东等筹建“长沙文化书社”，群益书社予以帮助。

陈子寿建议加个“新”字天顺平台登录

汪孟邹早年帮陈独秀筹办《安徽俗话报》。辛亥革命后，陈独秀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汪来谋职，但陈认为局势不稳，让他去上海开书店，即亚东图书馆。

1913年，陈独秀遭通缉，逃到上海，将自撰的《新体英文教科书》交亚东出版，可亚东“无人能校”，“只好到群益书社托一位蒋熙光兄代校”，群益书社接着又出版了陈独秀的《模范英文教本》等书，此时陈独秀与陈氏兄弟已有往来。

陈独秀之所以接受群益书社出资，担纲《青年》杂志，因他有个大计划，即“群益书社、亚东图书馆、通俗图书局三家合办之议，未果。后又打算群益、亚东合并改公司”。故蔡元培几度招陈去北大，均遭拒绝。陈独秀后来勉强答应，却在任职演讲时称只干3个月，到期走人。

群益书社之所以找陈独秀，因商务印书馆“出了《英华辞典》等等，价钱比群益便宜，内容也很好”。商务印书馆以杂志著称，1914年问世的《学生杂志》风靡一时，1915年1月，中华书局推出《中华学生界》抗衡，群益也想分一杯羹。

周作人曾说：“《新青年》本来名叫《青年》杂志，是极平凡的一种学生读物，归陈独秀编辑后始改名。”此言不确。

《青年》杂志问世后，基督教上海青年会给群益书社写信，认为与他们主办的《上海青年》（“上海”用英文，故封面只有“青年”两个中文字）相近，有侵权之嫌。天顺平台登录

1916年3月3日，陈子寿建议改称《新青年》，陈独秀表示同意，但直到同年9月1日，《新青年》才正式面世。

理念冲突致使差点停刊

周作人晚年谈到早期的《新青年》时，说：“是普通的刊物罢了，虽是由陈独秀编辑，看不出什么特色来。”“我初来北京，鲁迅曾以《新青年》数册见示，并且述许季茀（即许寿裳）的话道：‘这里边颇有些谬论，可以一驳。’……但是我看了却觉得没有什么谬，虽然也并不怎么对。”

刊物“普通”，因投资人与编辑人的办刊理念有冲突。

群益书社将《新青年》定位为学生杂志，陈独秀也不得不表示“批评时政，非其旨也”。学者火源发现，《甲寅》杂志上刊登的《青年》广告，内容竟袭取自《中华学生界》。

陈独秀显然期望将《青年》办成另一本《甲寅》。

《甲寅》是政论期刊，1914年5月在日本东京创刊，由章士钊主编，陈独秀曾担纲主笔。该刊虽然只出了10期，却产生巨大影响，《甲寅》的主要作者高一涵、易白沙、李大钊、刘文典后来成了《新青年》的班底。

学者孟庆澍指出，在栏目设置上，《新青年》明显因袭《甲寅》。如《甲寅》篇首为“政本”，《新青年》开篇也是政论。《甲寅》设“通讯”（相当于编读往来），《新青年》的“通信”栏也达20多页。《甲寅》有“文录”，《新青年》有“文艺”。《甲寅》有“时评”，《新青年》有“大事记”。天顺平台登录

《新青年》稿费较高，即“来稿无论或撰或译，皆所欢迎。一经选登奉酬现金。每千字自二元至五元。”但很长一段时期，发行量仅有1000册，广告也多是群益书社自己的图书广告。到1917年8月时，群益书店准备停刊。

终于和老板们闹翻了

1918年，《新青年》转为同人刊物，由北大的几位教授轮流主编，不再支付外稿酬，以节约成本。因提倡白话文，《新青年》杂志销量猛增，蹿升至1.6万份。

1919年3月18日，《公言报》突发表《请看北京大学思潮变迁之近状》一文，指责陈独秀等人，林纾亦在该报上发表致蔡元培公开书。

蔡元培是浙江人，倚重沈尹默、马叙伦、汤尔和等“浙派”人物，但“浙派”视陈独秀为首的“徽派”不洽，便从中诋毁，陈独秀被迫离开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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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陈独秀将《新青年》编辑部迁回上海。4月26日，陈独秀给北大同人去信，就《新青年》未来征询意见：其一，是否继续办？其二，与群益书社的合同期将满，对新合同有什么要求？

北京这边还没回信，5月7日，陈独秀与陈氏兄弟便发生了争执。在当日给胡适的信中，陈独秀说：“一日之间我和群益两次冲突。这种商人既想发横财、又怕风波，实在难与共事，《新青年》或停刊，或独立改归京办，或在沪由我设法接办（我打算招股自办一书局），兄等意见如何。”天顺平台登录

冲突源于陈独秀要出“劳动节纪念号”，计划从130页至200页增至400页，群益书社要求涨价，但陈独秀认为本期内容面向普通工人，不能涨价。

陈独秀向胡适抱怨说：“我对于群益不满意不是一天了……他主张至少非六角不可，经我争持，才定了五角；同时因为怕风潮又要撤销广告，我自然大发穷气。”“群益欺负我们的事，十张纸也写不尽。”

吵得大家都心灰意冷

经营方针不同，本可协商，但陈独秀个性倔强，汪原放说：“我的大叔两边跑，两边劝，无法调停，终于决裂，《新青年》独立了。记得我的大叔说过：‘仲甫的脾气真大，一句不对，他竟大拍桌子，把我骂了一顿。我无论怎么说，不行了，非独立不可了。我看也好。我想来想去，实在无法再拉拢了。’”

1920年9月1日，《新青年》发布启事，与群益书社撇清关系，群益书社似曾将陈独秀告上法庭。

郭沫若在《创造十年发端》中说：“新青年社由群益书局独立时，书局老板提起过诉讼，这是人众皆知的事。”但判决结果如何，尚未找到材料。天顺平台登录

在独立之前，陈独秀曾去信征求北大同人意见，邀大家参股，但教授们对《新青年》杂志越来越政治化不满，并表示只愿将稿件折成股本，不愿投钱。陈独秀回信反驳说：“著作者只能出稿子，不招股集资本，印刷费从何处来？……其初若不招点股本开创起来，全靠我们穷书生协力，恐怕是望梅止渴。”

胡适提出三个解决方案：一是将《新青年》办成政治杂志，大家另办一个哲学文学杂志；二是将编辑部移到北京，大家都声明不谈政治；三是停刊。

陈独秀回信逐一反驳，胡适无可奈何：“今独秀既如此生气，并且认为反对他个人的表示，我很愿意取消此议。”钱玄同、周作人（正生重病，鲁迅代回信）都表示愿意退出。新青年同人团队至此烟消云散。

“时代的急先锋”

群益书社退出后，陈独秀让自己的亲戚苏新甫（名绍德，字新甫）主抓发行。苏曾在钱庄当学徒，因办事精明，在商界颇有人缘，曾帮陈独秀办过《安徽俗话报》的发行。

苏新甫有能力，但社会关系少。1920年，因稿件涉及政治，《新青年》第8卷第6号全部被法租界没收，并罚款5000元，勒令不得在上海出版，苏斡旋不力。

1921年1月，陈独秀依附在陈炯明旗下，出任教育委员长，并把《新青年》搬到广州，但当地学究联名上书，称：“不收回成命，必全体辞职。”陈炯明不为所动，但几个月后，陈独秀还是辞职了。天顺平台登录

1922年7月，《新青年》继续出版，但财力不足，只好休刊。1923年6月，《新青年》改月刊为季刊，1924年，又改为月刊，却再未能如期出版。改刊后只出了5期，便于1926年7月停刊了。

苏新甫在“大革命”失败后，躲在外面2年不敢回家，身患肺病，1936年因病去世。

1932年，日寇轰炸上海，群益书店的库房被毁，但《新青年》原纸型幸免。1935年，群益书社倒闭，书籍与资产被强制拍卖，连累亚东图书馆也遭损失，便用《新青年》原纸版抵偿。

1936年，亚东图书馆重印了《新青年》，蔡元培、胡适均有题词。蔡元培写道：“新青年杂志为五四运动时代之急先锋，现传本渐稀，得此重印本。使研讨吾国人最近思想变迁者有所依据，甚可喜也。”

群益书店倒闭后，陈子沛的后辈陈汉声开了“求益书社”，1945年，又改称群益书店，1952年歇业。

1942年5月，陈独秀因病去世。陈子沛、陈子寿后来情况如何，史料失载。

群益书社不是肉头财主

“据我大叔回忆，‘民国二年（1913年），仲甫（陈独秀字仲甫）亡命到上海来，他没有事，常要到我们店里来。他想出一本杂志，说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叫我认真想法。我实在没有力量做，后来才介绍他给群益书社陈子沛、子寿兄弟。他们竟同意接受，议定每月的编辑费和稿费二百元，月出一本，就是《新青年》’。”这是翻译家、出版家汪原放在《回忆亚东图书馆》中写下的话。天顺平台登录

“大叔”指汪原放的叔父、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汪孟邹与胡适、陈独秀是安徽同乡，胡适的《尝试集》便由亚东出版。

汪原放这段话被反复引用，但有两处明显错误。

首先，汪孟邹接济陈独秀是1913年的事，2年后才有《青年》杂志。

其次，据学者邹振环研究，陈独秀可能早就认识陈氏兄弟。

汪原放这么写，让汪孟邹俨然成了《新青年》的恩人，群益书社只是肉头财主。

群益书社1901年创办于东京，由留学生陈家瓒（字子美，湖南长沙人）出资。1907年，陈的堂弟陈子沛、陈子寿在上海建分社，规模不大，但出版的《英汉词典》独占当时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