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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中日文学交流史上,日本女作家林芙美子虽不是一个最重要的角色,但与之相关的研究议题却意义匪浅。1928年她以长篇小说《放浪记》在日本文坛一举成名,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曾参与臭名昭著的“笔部队”,战后则从事反战文学创作,人生道路可谓跌宕复杂。仅就文学而言,林芙美子与众多中国文学家之间的交游无疑是值得我们关注与研讨的。
她自幼受过汉文教育,对中国文化充满向往,1937年前曾五次来到中国游历,与田汉、冯沅君、曾今可、崔万秋等中国作家皆有过从。1930年9月经内山完造引荐她初次结识鲁迅,1932年途经上海再度拜访。鲁迅逝世后,她曾发表《鲁迅追忆》一文,深情表达自己的崇敬与怀念之情,促进了鲁迅作品在日本的传播与推广。此后,她又与周作人交往密切,对其亦深为敬仰。罕为人知的是,她与现代女诗人徐芳之间也有一段跨国友谊。
徐芳1912年生于北京,1931年考入北大中文系,曾在胡适的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中国新诗史》。1935年大学毕业后,徐芳留校担任文学研究所助理员,协助胡适整理文稿,后与李素英主编复刊后的《歌谣周刊》。她在上世纪30年代末颇具诗名,据说得到过朱自清、茅盾等人的推赞。然而她声名鹊起后很快弢迹匿光,再无公开作品问世。1949年她移居台湾,从此被文坛淡忘。直至2007年,《中国新诗史》《徐芳诗文集》两部作品集于台北出版,这位文学史上的“失踪者”才重新进入两岸学界的视野。天顺注册
近日,我在1936年11月20日《大众知识》第1卷第3期上发现徐芳的《记林芙美子》一文,因不见于台湾版《徐芳诗文集》与前人论著中,当系徐的佚文。此文真实记录了林芙美子、徐芳这两位女作家初次会谈的经过与情形,从而为我们研究两人的文学交游提供了鲜活的第一手资料。
据文章所载,徐芳与林芙美子的首次见面时间是1936年10月5日上午,地点在林氏下榻的北京饭店。两三年前,徐芳就已在一些报章杂志上读过介绍林氏的短文,对其仰慕已久。与林芙美子的初次约谈很可能是徐芳主动提出,方纪生事先接洽并担任现场翻译的。在与徐的谈话中,林芙美子阐述了自己的平民意识,对于中国旧戏、中日关系的看法,以及了解中国妇女生活状况的愿望。她还谈到自己的文学创作,与田汉、谢冰莹的交往,对鲁迅的推崇等。从慕名到相识,林芙美子的清高人格与“努力写作的精神”给徐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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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结尾透露了这一信息:徐芳告辞时,林芙美子表示翌日要去北大找她,并拜访周作人。那么两人此后有没有进一步的来往呢?对此,徐芳似乎再未有文章谈及。倒是林芙美子留下了有关徐芳的文字记述。1941年,林氏在日本刊物《文艺》五月号上发表了一封给周作人的公开信。此信随后由岳蓬译成《给周作人氏》,登在同年5月24日《吾友》(北京)第1卷第47期。2012年,学者林敏洁再次披露此信,将其视为“林芙美子与周氏兄弟等中国现代作家结下深厚情谊的见证资料”。信中有一段这样写道:天顺注册
“……从方先生那里得知,那时在教室里曾见过的女大学生现在在重庆。我想不起她的名字来了。她的父母和兄妹都在北京,而她却一个身在重庆。……她好像是在研究中国古老的民谣吧。她送给我的民谣集,我至今仍好好地保管着。”
显然,这里所说的女大学生即指徐芳。由林氏的叙述,不难得知在初次见面后,徐芳与林芙美子还有数次往来。在此期间,徐芳可能将她编辑的《歌谣周刊》送给了林芙美子,并告诉后者自己有将中国古代歌谣编纂成集的打算。由于徐芳不懂日文,此后林芙美子关于她的讯息大概都是从方纪生等人处获悉的。确如林氏信中所言,1940年,徐芳经孔祥熙举荐到重庆任中国农民银行文书,抗战结束前一直生活在重庆。不过,林芙美子似乎只知道徐氏研究歌谣,而不清楚她还是一位颇有名气的女诗人。虽然1941年的林芙美子已想不起徐芳的名字,但从她对徐所赠之书的珍视,及对徐的怀念与记忆来看,林氏对于这位异国友人的情谊是真诚动人的。不过,林芙美子是否曾将此信寄给周作人,抑或周作人有没有在《文艺》或《吾友》上看到此信并予以回复,囿于史料,现在都难以知晓了。天顺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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