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杜甫的庾信论及其原始语境

庾信在传统的史学叙述中，得到的评价往往不佳，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入北之后的历仕数朝，二是早期作品的绮艳靡丽。关于庾信是否失节，历来都有学者为其辩护；而杜甫的评价恰恰完美地对他早年宫体诗的创作史进行了回避，庾信前后期的作品被截然分开，并形成等级性的差异。这在后世的学者中得到了广泛认可，四库馆臣在引述史书中对庾信的非议之后，便如此为他辩护：“然此自指台城应教之日，二人以宫体相高耳”（《提要》）。与杜甫相同，馆臣对庾信的前后期创作也采取了刻意的断裂和区分。庾信以年龄和诗艺的演进完成了对早期作品和经历的扬弃，并最终成为可无非议的优秀诗人。

杜甫“老更成”的说法无疑是一种相当具有感染力的表述，它不仅在庾信接受史中起到转关的重要作用，“老”在此后甚至被视为一项最值得追求的审美范畴，关于其在诗学观念史上的位置，我们将在后一节加以阐述。

如果将杜甫的相关表述返回到最原始的语境中，我们会发现更多耐人寻味的因素。杜甫对庾信的反复提及都已为研究者耳熟能详，他们大多认为杜甫对于庾信的认识和接受也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早期的“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作于安史之乱前，表明杜甫对庾信的风格认知还只停留在“清新”的层次上；安史乱后的两处论述则表明杜甫对庾信的认识已经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天顺娱乐注册

我们先对其中的一首进行分析：

《咏怀古迹五首》

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

三峡楼台淹日月，五溪衣服共云山。

羯胡事主终无赖，词客哀时且未还。

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

由于被系为“咏怀古迹五首”的大标题之下，读者很容易将此视为对庾信的直接评述。明清以来的一些学者对此这一组诗的标题曾有过讨论，这里引述如下：“朱鹤龄注：‘吴本作咏怀一章，古迹四首。’王嗣奭《杜臆》：‘五首各一古迹，第一首古迹不曾说明，盖庾信宅也。借古迹以咏怀，非咏古迹也。’浦起龙云：‘此题四字，本两题也，或同时所作，讹合为一耳。’‘（第一首）咏怀也，与古迹无涉，与下四首亦无关会。…且诗中只言庾信，不言其宅，而宅又在荆州，公身未到，何得咏及之？” [1]朱鹤龄与浦起龙都倾向于认为这一组诗歌本为两组，与庾信有关的第一首标题应该为《咏怀》，除去情理上的分析，朱氏还举出吴若本为证。吴若本今日已不可见，姑且不去争论这一组诗的文献原貌；但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历代的学者都发现了第一首的特殊之处，即其作为自我咏怀的主题，这与后四首有着显著的区别。前六句全然是杜甫诉说自身的经历和情感，“暮年诗赋动江关”，江关指长江沿岸的关隘，庾信暮年从未回到江南；这首诗作于夔州时期，杜甫最优秀的一批作品也确实于这一时期在长江沿岸被创作出来；我们固然可以将这一句理解为庾信暮年的诗赋已经在故国的土地上引发震动，作为一首咏怀诗，杜甫的潜在话语更像是把自己与庾信相契合，由此而得出“暮年诗赋动江关”的表述。正如谢榛所论，“子美曰：‘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词赋动江关。’托以自寓，非称信也。” [2]天顺娱乐注册

另一首《戏为六绝句》更为人所熟知，也是“老更成”说的直接出处：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

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

与前一首不同，这首诗无疑可以视为对庾信的直接评论。此外，《戏为六绝句》的自寓特征也被历代学者所指出，如《岁寒堂诗话》卷下：“此诗非为庾信王杨卢骆而作，乃子美自谓也。方子美在时，虽名满天下，人犹有议论其诗者，故有‘嗤点’‘哂未休’之句。” [3]《读杜二笺》上：“题曰《戏为六绝句》，盖寓言以自况也。…然则当公之世，群儿之谤伤者或不少矣，故借庾信四子以发其意。”其主题未必全如前人所云为反驳他人对自己的责难，至少杜甫在庾信身上寄托了自我的文学追求。这组诗歌在二王本编次中位于成都时期，黄鹤也将其系于草堂时期的上元二年。杜甫当时已五十岁，亦同庾信一样迈入人生的老境。杜甫在晚年曾表达过自己与庾信的契合之处，“哀伤同庾信，述作异陈琳。”（《风疾舟中伏枕书怀》）。正如研究者大多认为杜甫在安史之乱后对庾信的关注从“清新”转向“老更成”，这与杜甫的个人遭际和年岁增长不无关系。我们都熟悉杜甫“晚节渐于诗律细”的表白，他无疑也将老境视为文学成就高峰的到来。天顺娱乐注册

由此我们可以得知，杜甫的庾信论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成分，可以归结为以个人遭际和情绪对庾信进行设身处地的想象；这一表述未必经过严密的论证，但确是“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未必不然”（谭献《复堂词录序》）的高妙之论，其真正的言外之意则是自己晚年文学高峰的即将到来。

二

庾信晚期风格的指认与被接受

杜甫的庾信论的核心观点是庾信晚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后人对庾信的评价大多未能逃脱这一模式，甚至还导向了对庾信前期作品的否定；这在杜甫之前是从未出现的现象。我们试举《周书•庾信传》中的描述以相对照：

摛子陵及信，并为抄撰学士。父子在东宫，出入禁闼，恩礼莫与比隆。既有盛才，文并绮艳，故世号为徐、庾体焉。当时后进，竞相模范。每有一文，京都莫不传诵。累迁尚书度支郎中、通直正员郎。出为郢州别驾。寻兼通直散骑常侍，聘於东魏。文章辞令，盛为邺下所称。还为东宫学士，领建康令。天顺娱乐注册

世宗、高祖并雅好文学，信特蒙恩礼。至于赵、滕诸王，周旋款至，有若布衣之交。群公碑志，多相请托。唯王褒颇与信相埒，自馀文人，莫有逮者。信虽位望通显，常有乡关之思。乃作《哀江南赋》以致其意云。

从唐初史臣的评述中，看不出其前后期作品的显著差异，只是点明入北之后的碑志写作和乡关之思，更不存在明显的等级性差异。“然则子山之文，发源于宋末，盛行于梁季。其体以淫放为本，其词以轻险为宗。故能夸目侈于红紫，荡心逾于郑卫。”令狐德棻等人眼中的庾信文章主要盛行于梁代，而并未将庾信晚年的创作视为其主要风格，这与杜甫有着显著的差异。

即使在杜甫拥有崇高地位的宋代，这一分期似乎并未得到宋代诗论家的重视，他们倾向于将此视为杜甫的自寓；庾信地位的升格则表现在，诗论家开始反复引证杜甫的庾信的艺术渊源，这与杜甫的夫子自道是分不开的。尽管如此，庾信的诗歌风格仍被简单地概括为“清丽”，杜甫对庾信的接受也主要限于语汇和句法，少有人认同杜甫对庾信晚期风格的发现。这可能与宋代的文学史观念有关，宋人大多持有一套严密的诗歌等级序列，而齐梁直至唐初的诗歌，与晚唐相似，位于诗歌史发展的最底层。[4] 所以尽管杜甫对庾信的晚期风格不吝赞美，宋代诗论家对此大多不置可否，正如研究者所标明，宋代的庾信接受史进入了“平静期”。天顺娱乐注册

但尽管如此，杜甫的庾信论依然深入影响到了宋代诗学的发展历程。杜甫论述中的核心概念“老”，在宋代正式进入诗学话语中，并得到了众多诗人的引述与赞同。蒋寅认为，“老进入诗文评的过程尚不清楚，但可信是从老成的义符及义项发展出来的。…不过在杜诗中，同时也有单用‘老’评价艺术风格的例子…老在此显然意味着作者晚年成熟的境界，完成了由衰顿之义向老练之义的转变。” 比起唐代其他关于“老”的零星论述，杜甫的诗句无疑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老从宋代开始成为古代诗歌美学最重要的价值概念之一，为元明以后的诗家所承传、发扬。”[5]关于这一概念在宋代的发展，研究者已有充分的论述。 [6]“老更成”不能完全等同于“老成”，宋人所津津乐道的“老”大多包括时间的历练，当时出现了大量强调诗人晚期成就和新变的论述，“荆公暮年作小诗”、“东坡过海”和黄庭坚的黔南诗一直是宋人津津乐道的话题。值得重视的是，这一理论的出现与庾信和杜甫的激发是分不开的，理应被纳入到庾信接受史的讨论范围中。天顺娱乐注册

尽管宋人一再用“老”来评诗论诗，却几乎未将这一概念加诸庾信之上，可见人对庾信后期风格的存在并不那么认同。伴随着“老”这一诗学范畴的逐渐被接受，杜甫对于庾信晚期风格的认定也重新得到了关注。明代杨慎等人最初对杜甫的庾信论进行诠释，并重新将“老”这一高等级的概念用于对庾信的评价中。到了清代，最明显的反映则为《四库全书总目》中的经典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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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在南朝，与徐陵齐名。故李延寿《北史•文苑传序》称：“徐陵、庾信，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采。词尚轻险，情多哀思。”王通《中说》亦曰：“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诞。”令狐德棻作《周书》，至诋其“夸目侈于红紫，荡心逾于郑卫”，斥为词赋之罪人。然此自指台城应教之日，二人以宫体相高耳。至信北迁以后，阅历既久，学问弥深，所作皆华实相扶，情文兼至。抽黄对白之中，灏气舒卷，变化自如，则非陵之所能及矣。

可以明显看出其中宋人诗学观念的影响，“阅历既久，学问弥深”似乎是宋代诗人的标志性追求，而被馆臣有意无意地用于庾信身上。馆臣的意见很有可能是对倪璠说法的改写，“徐庾并称，盖子山江南少作宫体之文也。及至江北，而庾进矣。是以‘轻险’之目，楚既失之；‘夸诞’之评，齐未为得。[7] ”除了全祖望等民族主义者的非议，庾信在清代的地位有了明显的上升，一方面是杜甫的推重几乎成为诗论家的常识，另一方面是因为“老”的审美范畴在宋以后得到了更为广泛的推重，因为杜甫的缘故，庾信被视为这一范畴的典型例证。杜甫对庾信的论述，引导了明清学者对于庾信的想象，庾信的晚年被塑造为“阅历既久，学问弥深”“穷南北之胜”，这已经与我们今天所认知的庾信形象初步接近。天顺娱乐注册

到了现代文学史的语境下，庾信的早期晚期创作更得到了泾渭分明的评价，庾信的晚年创作被亦视为对齐梁宫体诗的超越，由此抵达新的高度。不管是在五四新文学发生的语境下，抑或是现实主义被标举的语境下，齐梁宫体诗都被视为消极落后的创作，被认为在空间和创作上都摆脱了南朝藩篱的庾信，在20世纪的文学史书写中获得了崇高的地位，其革命式的晚期风格尤其得到了学者的重视。

如上所述，对庾信的批评史，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由文本激发理论，再由理论重新阐释文本的过程。在历代批评家的发现和想象中，被阐释的最初样貌很有可能已经失真。杜甫所关注的是庾信与自己的契合，宋人所关注的是庾信与杜甫的渊源，明清人标举庾信的“老成”，现代文学史叙述则关注晚期作品对早期的革命和超越。这一系列评价思路无疑都源自杜甫，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后代人的阐释已经远远溢出了杜甫的原有涵义。天顺娱乐注册

三

“老更成”说的合理性及其限度

这也是我们面对关于庾信的经典判断时，应该重新审视和思考的问题。必须承认的是，与杜甫的经历相似，这一论断敏锐地注意到了庾信入北之后题材内容的变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此为文学史所广泛引述。但通过对杜甫原有语境的分析，我们可以了解杜甫提及庾信的两句诗歌，很大可能是寄托自身感情和经历的表达，未必是考察庾信作品后得出的周密论断；即使是推重杜甫的宋人，对此也未置一词，甚至与杜甫的意见相背违，其限度同样是十分明显的。

首先，“老更成”的创作模式未必与六朝甚至唐初的诗学观念相符。在文采和诗艺带有某种神秘性的六朝时代，诗境的进益似乎难以完全由诗人自身决定，在我们的印象中，批评家很少提及某位诗人从年少时的平庸发生某种飞跃性的变化。慧根或钝根往往决定了一位诗人甚至个体的未来和精神世界，这里可以举出我们极为熟悉的故事为例。《宋书•谢灵运传》：“得道应需慧业文人，升天当在灵运前，成佛必在灵运后。”在谢灵运看来，“事佛诚恳”的普通人在缺少慧业的情况下，即使加倍努力，也会与具备慧业者存在层级性的差距。年长并非是一种渐入佳境的历时性行为，诗人既要面临年命衰颓的惊惧，也要时刻提防慧业的流逝。《梁书•江淹传》：“淹少以文章显，晚节才思微退，时人皆谓之才尽。”《南史•江淹传》：“尝宿守冶亭，梦一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曰：“吾有笔在卿处多年，可以见还。”淹乃探怀中，得玉色彩笔以授之；尔后为诗，绝无美句，时人谓之才尽。”稍后的批评家并未将江郎才尽的原因归为社会地位尊崇带来的经验贫乏，而是耐人寻味地指出他“才思微退”；由此看来，年龄的增长不仅不会导致诗艺的进益，其严重后果可能是通灵能力的衰退，江郎的老境给他带来的并非炉火纯青的成就，而是嘲讽与侧目。这一阶段的创作论可以概括为“通灵感物”，是早慧型而非积累型的；关于一位诗人所谓“晚期风格”、“老境”的指认，实际上是宋代以后才会关心的话题，在当时极少为人提及。天顺娱乐注册

其次，“老更成”的说法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庾信作品风格的一致性。有部分学者早已关注到宫体诗资源对庾信创作的积极意义，王瑶先生在《徐庾与骈体》中曾提出，徐庾体应该“包括他们除诗以外的作品的全部，并不因后来徐的入陈和庾的仕周而差别”。关于徐庾体的界定尚可讨论，但王先生的讨论至少已经为我们指出了庾信前后期文赋的一致性，即“把宫体诗所运用的隶事声律和缉裁丽辞的形式特点，移植到了文上，发展了骈文的高峰” 。[8]王瑶先生还认为，当时对徐陵庾信的模仿并不受到题材内容的影响，而只着眼于其骈文的艺术风格。不仅在文赋中如此，众所周知，即使是在入北之后，庾信同样也创作了一批与宫体诗性质相似的作品。这部分作品的时代归属往往难以区分，倪璠、清水凯夫、刘开扬等学者对此均有考证；即使在距离庾信不远的唐人，也未必能严格区分其前后期作品。靳启华认为，“庾信后期部分诗确实存在差异，这就是《拟咏怀二十七首》所代表的那些咏怀之作…但据笔者统计，这类诗不超过60首，无论在其全部诗歌还是后期诗歌中所占比例皆不超过20%，显然这是一个较低的比例。其写作时间，据鲁同群先生考证，《拟咏怀》作于564年，其他能代表诗风转变的诗也皆在564年之前，即庾信入北的头十年间，564年以后，乡关之思类情感内容便极少再见表达。”[9] 靳氏将传统文学史所指的诗风新变限定于入北之初的仕宦不显，具有阶段性而不足以概括晚年诗歌的全部。由上可知，简单地以前后期或是“文章老更成”来指认庾信，远远难以囊括其复杂的创作历程，更会忽视其创作风格的联系性和一致性。天顺娱乐注册

此外，庾信入北前的作品在当时就已亡佚大半，滕王宇文逌序云：“昔在扬都，有集十四卷。值太清罹乱，百不一存。及到江陵，又有三卷，即重遭军火，一字无遗。今之所撰，止入魏已来，爰自皇代。凡所著述，合二十卷。”唐宋间所流传的庾信集主要即为这个滕王二十卷本 ，[10]其中不包括庾信入北前的作品；庾信梁代之作主要保存在一部分类书和总集中，其总量相对于入北之后依然是少数。杜甫所谓的“庾信文章老更成”，从文献流传情况可以推知，他已无机会看到庾信在梁代时的许多作品，“老更成”只是一种夸饰的表达，并未包含对梁代之作的否定涵义。反倒是宋代以来齐梁诗文愈加成为被贬低的对象，在诗论家的印象中，庾信的在梁之作被天然地想象为浮靡华丽的作品，即使他们所能读到的只是极少数。从书籍传播史的角度来看，庾信的在梁之作生前就大量亡佚，研究者实际上已经难以把握其早期风格的具体面貌，后人对庾信早期的贬低和对后期的推重，只能是一种结合文学史阶段特征的印象式判断。天顺娱乐注册

四

小结

“庾信文章老更成”的说法始于杜甫的自寓式抒写，尽管宋人对此并未认可，而由此激发了对“老”这一审美品质的关注。受到“老”的诗学追求的反向影响，明清以来的学者开始自觉应用“老更成”说以阐释庾信的创作历程，并确立了庾信前后期创作的等级性对比和断裂，最终进入现代文学史的叙述。天顺娱乐注册

尽管“老更成”说潜在地契合了明清以来学者有关“老”的想象，但这一判断天然地带有某种随意性；使用这一表述来评价庾信，尽管注意到庾信作品题材内容的重大变化，但却忽视了庾信创作历程的风格一致性和复杂性。从书籍传播史的角度来看，也未必能准确地还原庾信在梁期间的具体面貌，对其晚期风格的推重只能是一种空洞的对比。

然而杜甫对于“老”的发现，本身就是一种极富魅力的叙述，它诱惑和鼓励着后代诗人抵抗暮年的衰颓和才思的枯竭，从而推动新的诗艺高峰的到来；直到今日，我们都依然乐于用“庾信文章老更成”来形容一个创作者暮年的进益。这在杜甫以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政治局势的动荡使得他们对暮年无所期待，在这一生命观的影响下，当时的诗人往往把早年或是盛年之作视为巅峰。徐庾体作为南朝文学最为亮丽的一幕，在他尚当盛年时就已被人所铭记，即使那批作品早已在建康和江陵的战火中陨灭。在后人看来，入北后“阅历既久，学问弥深”的庾信在某种程度上是幸运的，他完成了后代文人所企慕的诗学理想。但这只是后人所想象的庾信，正如他一再地将眼光投向早已破碎星散的梁代文化，他所最为珍视的，一定是那些早年光荣的见证。天顺娱乐注册

[1] 谢思炜校注：《杜甫集校注》第六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392页

[2] 谢榛、王夫之：《四溟诗话斋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44页

[3] 丁福保编：《历代诗话续编》上册，中华书局，2006年，第466页。但张戒关于杜甫“名满天下”的想象明显不合实际。

[4]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宋人大多把《戏为六绝句》中的“今人嗤点流传赋”解释为杜甫对庾信的嗤点，如《九家注》引赵次公曰：“今人嗤点其赋，则亦公自谓矣。庾信生于前故谓之前贤，公生于故谓之后生。”杜甫对庾信的好感得到了淡化，杜甫与宋人关于庾信评价的差异也得到了弥合。

[5] 蒋寅：《作为诗美概念的“老”》，《甘肃社会科学》2016年3期

[6] 参见周裕锴：《宋代诗学通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46-354页

[7] 倪璠注：《庾信本传》，《庾子山集注》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44页

[8] 王瑶：《徐庾与骈体》，载《中古文学史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32页天顺娱乐注册

[9] 靳启华：《庾信诗歌前后期一致性探析》，《云梦学刊》1998年3期

[10] 倪璠云：“按此及《北史》皆云文集二十卷，惟《隋书•经籍志》称二十一卷。集中诗赋，多杂梁时旧作，疑是平陈后所得增多一卷。”倪璠认为隋志的二十一卷本包括了一卷庾信早期作品，不符合隋志著录体例，当如余嘉锡先生所论为目录一卷，参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246页。